一、前言
一般所谓儒商就是有文化理想，有文化承担的企业家，他们具有强烈的责任感，同情心与爱心，一方面关心政治，参与社会工作；另一方面也为文化事业创造条件，使文化得以延续传承。本书所论述的马来西亚十名华裔儒商甚具代表性，他们为华社研究中心与中央研究院东南亚区域研究计划合作进行之《历史与人物：马来西亚华人历史研究计划》的一部分人物，他们的传记皆由个别的学者专家撰写。马来西亚的传统经济模式是自给自足的。1786年英人在槟榔屿开埠后才给此地区的经济带来结构性的变化，当时由于来马的华人渐多，在经济方面的影响力也日见增大。最初华人多从事转口贸易。1 十九世纪初，他们之中也有从事种植业，诸如种植胡椒、甘蜜、豆蔻，丁香、甘蔗等。至二十世纪，华人的主要种植业转至橡胶和油棕。2 十九世纪初，已有华人在马来半岛从事锡矿业。该世纪四十年代之后，半岛各地发现大量的锡矿，锡矿业又成了华商的重点投资之项目，大批华族移民也跟着这一行业的蓬勃发展涌人马来半岛。3
华人南来，其经济性十分显著，因此从商之人数极多，所参与的商业范围也广。除以上所述之外，工业建材、小型机械、五金、铁业工厂、锯木业、汽车代理及维修、零售杂货、油厂、饼干厂、黄梨厂、食品加工、鞋子，轮胎，金融，银行等等，皆有涉足。4 华商遍布马来西亚城镇、乡村、矿区和种植园丘等。把这些商业点线联系起来，便形成了一个遍布全马的华人商业网络。
华商之中，有的扮演仲介商角色，有的开设小杂货商店，也有为批发商、开设百货商店或经营其他行业。不少华商终于累积资本，成为马来西亚有名的资本家或企业巨子。不过，这些成功的华商，绝大多数并非从中国带来巨资。他们的事业发展往往具有大致相同的一个模式。初到南洋时，他们纯靠劳力挣钱；有了积蓄之后，即从事小本生意，然后才进军较大的工商业疆场。顺利者发迹变泰，商而富则绅，进而跻人上层社会。不过绅而后对钱财如何区处，能否落力回馈社会，则全视个人的本质而定。本文所论述的这批儒商，不但善于聚财，也善于散财，对他们而言，钱财的该聚或散是一种很自然的行为。然而这种行为却有不平凡和深刻的意义，对社会国家都有巨大的贡献。
新加坡在开发之过程中相当长的一段时期，政治上原与马来亚同体。1963年9月16日，新加坡还与马来亚联合邦、沙巴及砂劳越组成马来西亚；1965年8月9日才脱离这个联邦宣告独立。5 因此这里所述早期之华裔儒商也有以新加坡为其主要活动场域者。为了将历史背景较集中地衬托出来，以下各节所述儒商之排序有时也照顾到他们之间的密切关系。
二、倾财兴学的陈嘉庚与深受其影响的陈六使和李光前
在二十世纪上半叶，若论对马新华社之影响力，无人可与陈嘉庚(1874-1961)比拟。陈氏对国家社会，无论乎宏观微观，都有过人的贡献。杨进发是研究陈嘉庚成绩最突出的学者。他曾撰写过英文专书《陈嘉庚——华侨传奇人物》 (Tan Kah-kee：The Making of an Overseas Chinese Legend)共三百多页的巨著(此书有李发沉的中译本)。6 杨氏编著有关陈嘉庚的书尚有《陈嘉庚研究文集》及《战前的陈嘉庚言论史料与分析》等。7 他以丰赡的史料，公正的史笔畅论陈嘉庚如何为振兴中华而努力，从不言悔。当时的儒商，有些偏于建学校及其他硬体设备的微观建树；有的则只着重争取政策上的民族平等，教育平等的较宏观目标。陈嘉庚却兼而有之。他倾财兴学之举，具有远大的眼光和抱负，8 即以教育救国。他说：“诚以救国乏本，亦只有兴学之一方，纵未能立见成效，然保我国粹，扬我精神，以我四万万民族，亦或有重光之一日”。“今日国势，危如累卵，所赖以维系者，惟此方兴之教育，未死之民心耳。”这位大公无私的伟人，在企业、教育和政治各方面，都有非凡的成就。他曾带动马新华人，步随中国政治的演变，与之结成不可分割之关系，加速马新华社的政治化，并领导两地的华人对民族，国家和文化更加关心与忧虑。所以毛泽东曾经赞誉他为“华侨旗帜，民族光辉”。9
陈嘉庚祖籍福建同安集美村。在家乡接受九年私塾教育，对儒家经典中的做人道理与价值观念，不但心领，而且赏识。十七岁时奉父命出洋至其父杞柏所经营之顺安米店学习商务。三年后，又奉母命返乡与张宝果结婚。于1898年及1900年复两度返乡处理母亲丧葬等事。1903年他第四度出洋赴新加坡。当时，其父亲事业失败，家道中落。经过果敢打拼数岁，他终于在1907年将父亲所欠债务还清。他经营的商业起初有米业、黄梨种植业、黄梨加工业、树胶种植业。树胶加工制品业、船务运输业，后来兴建饼干厂，肥皂厂，中药厂等。1925年，他从各业所赚取的利润虽达八百万元，不过由于他在教育及其他公益事业所付出的款项钜大，终于使其商业王国倾圮。
对于教育和公益事业的义捐，陈嘉庚总是慷慨豪爽，从1904年至1934年，他捐予新加坡的款项共约四十二万元，包括英华学校三万元，莱佛士学院两万元，各小学，华侨中学及赈灾等。他除了自己出钱外，还领导很多筹捐运动。在国内，他大力发展集美学校，从幼稚园、小学、中学、师范，直办到水产航海、商业专科、国学专门学校等。随后又认捐一百万元开办厦门大学，作两年开支，复认捐经常费三百万元，作十二年开支，每年廿五万元。为了使厦门大学及集美学校之经济有可靠来源，他请律师订下遗嘱以安排交移各项财产，将南洋之所有不动产皆捐作集美学校永久基金。对厦大他可谓倾注了满腔热血，10 独自维持十六年。十六年之后，才交予南京教育部及闽省政府接办。林文庆便因受到陈嘉庚之感召，放弃其本身在马新的事业以及数百万元资产，在1921年6月，亲赴厦大出任校长之职，以襄助陈嘉庚兴学伟举。
陈氏发展闽南教育二十余年，至1937年，共捐出教育费八百余万叻币。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十佘年间，他继续捐献教育之费，约达两三百万叻币。故其一生在中国办教育所捐献之款项超过一千万叻币。11
自称是政治门外汉的陈嘉庚，为时势所驱，曾义无反顾地参与政治斗争，为国为民而鞠躬尽瘁。他参加同盟会，也曾为孙中山筹募五万元，并于1911年领导福年他领导华侨抗敌动员总会，遂成为英殖民政府接受与承认的政治领袖。根据陈氏的估计，从1937年至1942年，整个东南亚地区之华人为赈灾救难汇回中国之款项约达五十五亿三千万元国币。这项庞大的外汇，加强了国府的储备资金，避免了中国金融货币全面崩溃。他的“南侨爱国无党派”政治信念，为振兴中华而奋斗，只要对中国有贡献者，他都支持；若有对中国不利者便成其矛头所指而口诛笔伐的对象。
陈嘉庚曾经和政治领袖，包括英殖民地政府总督，中国军政长官诸如蒋中正，周恩来，毛泽东等周旋论政，并赢得他们的尊敬。他的教育救国对马新也影响深远。他成了华社所敬佩与学习的对象。他身边的一些侨领如陈六使，李光前等受他这方面的影响更大。
林孝胜以极为全面的资料撰写陈六使(1897-1972)的传记，题目(陈六使：胶业钜子与南洋大学倡办人)揭示了陈六使两项最重要的功业。陈氏为福建同安集美村人，是陈嘉庚的堂侄，曾在后者所办的集美学校读书，也在其公司任过职。陈家以务农及捕鱼为业。兄弟七人，陈六使排行第六。七兄弟中，只有他的三哥陈文确，七弟陈文章和他本人受过小学教育，其他四人皆因家贫没机会上学读书。
由于人口众多，经济不好，陈家兄弟文确、科斗(排行第四)，文知(排行第五)和文章相继到新加坡发展。12 随后陈六使于1916年“过番”南来。陈家兄弟文确，六使及文章初到新加坡时都先在陈嘉庚的公司里任职。1921年，二十五岁的陈六使返乡娶张金鸾为妻，婚后携眷回新加坡继续在陈嘉庚的公司里工作。
1923年陈六使和其在新加坡之兄弟开创第一间商业机构即联和柄胶公司，两年后又创立益和树胶公司，他自任经理；在树胶业方面大显身手。至1938年时，益和公司已跻人马新大胶商行列，其业务扩展到东南亚产胶国印尼、马来亚、泰国及越南等地，注册及缴足资本一百万元。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陈六使避难印尼廖内，益和树胶公司之业务停顿，迄1945年9月始复业。1949年其缴足资本增至两百万元，韩战期间更获暴利，于是与李光前之南益公司同时称雄于世界胶坛。益和在那段时间拥有员工千余人，当它于1950年7月27日被人纵火时，消息传至伦敦，遂使本已呈颓势的伦敦胶价即刻挺升，足见其在胶坛上影响之大。
陈氏兄弟除了经营树胶业外，也从事银行、保险、建筑、洋灰及纸品制造业等。陈六使曾任华侨银行及香港集友银行董事，亚洲保险仃限公司董事主席，霹雳大石洋灰有限公司董事主席等职。1963年由于陈六使被卷入政治旋涡，使他及家族的企业蒙受严重打击；树胶业也每下愈况，益和公司的树胶王国地位终于在陈六使逝世时坍下来。
林氏这篇论文也针对陈六使家族企业的结构与管理方法进行评析，并指出其结构简单，以大家族成员为主；管理方式则属高度集中之家长式管理法。这种家族企业的结构与管理方式的弱点造成益和集团商业无法持久地发展，最终导致益和公司业务走下坡的一个重要因素。
陈六使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曾经是马新华人社会的最高领袖，位居新加坡福建会馆主席，中华总商会会长。中华总商会是新加坡华汁的最高总机构，是华社的代言组织，也是政府咨询的对象。在会长任内，陈氏率领华社反对英政府颁布新条例规定华人赴中国探亲必须于三个月内返回新加坡；积极争取华人为当地公民，要求政府放宽外汇统制。他最为人乐道的是于1953年倡议创办南洋大学。他除了宣布自己认捐五百万元之外，还以福建会馆主席名义宣布由该会馆献赠裕廊路五百二十三英亩地段为兴建大学之址。在他领导之下，南大终于得到各界大力支持，排除万难，于1956年正式开课，成为海外第一所华文大学。1963年，由于政府吊销其公民权，他才辞去南大理事会主席职位。
陈六使是一名成功的企业家，他所受的教育虽不高，却能在华教发展史上占据一个非常重要的地位，诚属难得。他曾受惠于陈嘉庚，也敬仰陈嘉庚，继承了陈嘉庚兴办文教事业的优良传统。13
胡兴荣笔下“以商养儒”的李光前(1893-1967)是一名急公好义的成功企业家，不过他处世低调，为社会国家出钱出力，却不张扬。他和本书其他儒商之不同点在于他是一个受过高等教育，中西学兼具的企业家。
出生于福建南安的李氏，原名玉昆，别号光前，排行第二。兄名玉麟，弟名玉荣。李光前小时候曾经在私垫念过数年书，八岁丧母，十岁随其父李国专南来，先人养正学校，后转至英印学堂(Anglo-Tamil School)就读，周末则到崇正学堂补习中文。因成绩优异，1908年被中华总商会选派至南京暨南学堂专科班攻读数学、物理与化学。1911年卒业后，曾先后人北京清华高等学堂和唐山路矿专门学堂 (交通大学前身)深造，立志成为一名工程师。
当时民国初立，社会动荡不安，李光前被迫于1912年返回新加坡，先后在道南、崇正两校任教，兼任《叻报》电讯翻译。由于不甘中途放弃自己之志愿，不久又考进英殖民政府在新加坡所办之测量学校，1914年毕业；其时他还以自修方式攻读美国某大学之土木工程函授课程。最终虽无法完成其工程师心愿，可是十数年寒窗苦读，使他掌握了中、英文和丰富的中、西文化知识。
1914年，任职中华国货公司为李氏涉足商界之始。两年后，即1916年，他转入陈嘉庚的谦益公司，因表现优异，于1918年升任该公司橡胶部总经理。1920年，与陈嘉庚长女陈爱礼结婚。1927年，他在麻坡与友人创设烟胶厂。翌年离开谦益公司，成立南益橡胶厂，后来改组称为南益橡胶有限公司。三十年代除了树胶业外，他兼从事银行业，由1937年至1964年出任华侨银行董事主席。此时他已跻上马新橡胶业及金融业钜子行列。
李氏于教育及慈善事业无不鼎力资助，华社创办南洋大学之时，他认捐实收捐款总额百分之十，其数共达叻币104万元。14 其后又多次捐资设立奖学金和购置教学设备。他于1952年成立李氏基金，对马新两地公私立文教机构及华人社团作了无法计数之资助；今天马新两地学子受惠于李氏基金者不知凡几。至于赈灾济贫，筹建安老院、孤儿院、残障中心、寺庙、教堂，他也无不尽心尽力。马来亚大学于1958年授予李光前名誉法学博士学位，以表示对他卓越贡献的充分肯定。1962年在新加坡的马来亚大学改称新加坡大学，李光前便被委为该大学首任校长。1967年6月2日，李氏逝世，出殡之日，竟有六千之众排着长队伍在大雨滂沱中为他送行。新加坡当时之总理李光耀在唁电中高度评价说：“李光前先生是我们社会中受人尊重的一员，这不只是因为他聚集的财富，更由于他对我们的社会进步所作的贡献。”15 这些赞语实无溢美之处，李光前应可当之无愧。
三、在南洋发迹的三个版本：陆佑、胡文虎与李延年
陆佑(1846-1917)是一个最具典型意义的早期移民南洋的华人。李业霖的传略便着重刻画这位猪仔出身，历经磨难，艰苦立业，终于成功的商人。他本姓黄，名佑，原籍广东鹤山，自小父母双亡，由其乡亲带至邻县新会往见桐乡地主陆显，成为陆家长工，且改姓陆。1858年他十二岁时征得陆显同意，以契约劳工身份由客贩带到新加坡，后来被转卖给柔佛州丰盛港的矿场主人当矿工，期约三年。
在矿山服务期满后，陆佑不再续约，由同乡介绍转回新加坡进人烟酒庄工作，为期也是三年。离开烟酒庄后，他自己开设兴隆号杂货店，又过了三年，恰好那时马来半岛北部拉律发现丰富的锡矿，于是他把兴隆号交予伙伴管理，自己到北马创业，为矿家釆办货物，也参与采矿及承包税捐，终于积攒了一笔钱财，于1882年衣锦荣归故里。
陆佑在中国逗留了四年，1886年他又买棹返马，此次他放弃新加坡和北马，选择中马吉隆坡作为他大开拳脚之地。由于他和有影响力的英殖民地官员关系良好，初时承包矿家税捐，获得巨额利润后，他运用这些资金购置地产、采矿以及作其他之投资。1892年他受委为雪兰莪州议员及卫生局委员，跻上社会名流；较后又获得彭亨州文冬及尺丹大片矿地之开采权。他的矿业高峰期，仅双文丹一区，就雇用了一万二千名矿工，使该区成为一个锡市。
除了地产与釆矿之外，陆佑还经营橡胶业、椰子业、咖啡业、胡椒业，并开设炼油厂、洋灰厂、船务公司、汽车服务公司。陆氏也是马来半岛第一间华资银行广益银行的创办人之一。他在商业上的成功，一方面固然是靠自己的努力，另一方面，他善用属下的人才也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因素。
随着事业之成功，陆氏也成为当时华社的一个核心领袖。他出任雪兰莪中华商会首任会长，并参与筹建雪兰莪中华大会堂，这间大会堂建筑费十七万，陆氏家族所捐共计九万元，已逾半数。在教育方而，他是尊孔学校的创办人之一，并捐款予吉隆坡工艺学院，支持创立坤成女校。他也曾大力支持创办新加坡养正学校，捐款予莱佛士学院和爱德华七世皇医学院。香港方面，他从1910年至1912年，共捐出一百万元叻币给香港大学，又在1915年免息贷款五十万元为建设与发展基金，另捐五万元叻币给这间大学作奖学金之用。港大为了对陆氏表示感激，除了建“陆佑堂”钟楼，也在陆佑堂前竖立陆氏铜像。1917年香港大学副校长还亲赴吉隆坡颁发名誉法学博士学位予陆佑。—个未正式受过教育，又识字不多的人，能获如此殊荣真是难得。
陆氏对慈善事业也不时出钱出力，他捐助过的组织包括同善医院，广肇会馆以及一些庙宇。孙中山所领导的革命运动，他曾给予支持，因此他的墓碑上刻有他所获的“大中华民国二等嘉禾奖”字样。这位猪仔出身的传奇人物，终于一跃而为社会名流，是马来西亚华社家喻户晓的重要领袖。
根据相当翔实的资料，陈星南带出胡文虎(1882-1954)所处的时代背景，分条缕析胡氏一生之事业及各项活动。胡文虎生于清末，当时中国政治不靖，干戈扰攘，他身经辛亥革命、军阀混战、抗日战争、国共内战的时代，因此时而国内，时而国外，到处奔走活动。
胡氏原籍福建永定，为该地之客家人，他性格外向，一生涵濡中国传统文化，儒家与佛家思想对他的影响尤深。他出生于缅甸，最初在当地受英文教育，十岁时，到原籍福建永定私垫读书，十四岁始返缅。二十六岁时，其父子钦逝世，他便和其弟胡文豹同创业，16 研究中缅药物，聘请多名药师，制成多种风行全球之虎标良药万金油、八卦丹、清快水、头痛粉等。
随着药品生意之扩展，胡文虎接着也开拓报业。胡氏曾经经营的报纸有： 《仰光日报》、《缅甸晨报》、《星报》、《星洲日报》、《星华日报》、《星光日报》、《星中日报》、《星岛日报》(日治时期称为《香岛日报》)、《星岛晚报》、 《星岛晨报》、《星槟日报》、《总汇新报》 (后改为原旧名《总汇报》)、 《星闽日报》、《英文虎报》、《星暹日报》、《星迟晚报》、《重庆星渝》、《先锋日报》、《天声日报》、《公正报》。他还成立了一个星报集团专管理其属下各报。当时星系集团所发行的报纸无远弗届，影响极大。
胡氏兄弟于事业扩展之际，成立了虎豹兄弟有限公司。这间公司所经营的业务，包括产业投资、矿业、糖厂、银行、保险公司等。
胡文虎在公益及慈善事业上都很有贡献，他把每年的盈利拨出部分作为这方面之用途，最高拨款曾达盈利额百分之四十，实践其“以社会之财，还诸社会”之理念。对教育事业，他极为热心，曾宣布拨款叻币三百五十万元于国内创建一千所学校。可惜因中日战争爆发，只边了三百余所，无法竟其所愿。在新加坡、马来西亚、缅甸、暹罗等地他所捐助的学校逾五十间。行善范围既广且巨，有施棺济贫、失业救济，赞助返乡者旅费、捐助医院、孤儿院、养老院、水旱灾等等。号称“万金油大王”的他，是著名的企业家，报业家和慈善家，为不朽的儒商。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到八十年代初的马来西亚华团史可说是李延午(1906-1983)时代，那一段期间，他是多个华人重要社团的最高领导。莫顺宗的李延年传即根据他掌握的相当丰富之资料论述李氏如何南来从商；又如何商而优后晋升华团领袖。
李延年出生于中国福建省永春县，祖父李润之为清末贡生，好丹青，擅纸织画。父亲李宜守也精于绘画，曾担任福建德化县丞。李氏兄弟姐妹共八人，哥哥世通、家耀，弟弟榕树、吉庆，妹妹玉笋、玉妲、玉鸾。其中以其二哥家耀最得家传之绘画艺术，他于1918年考入北京大学，后因五四运动北大停课，转入上海美专。1922年他毕业于该美专西洋画科。1926年南渡，终以丹青妙笔驰誉马来西亚画坛。
由于民初军阀割据，盗匪横行，战火时起，时局不靖，李宜守虽贵为副县长，李家也无法安静地过生活。1922年李宜守还横遭土匪杀害，并多方恐吓勒索其家。这次的家变导致李延年的大哥李世通远奔南洋，二哥家耀带领家人逃往厦门。李延年的少年时代就在乱离中度过。他虽先后在集美学校与旭荣书院念过书，但并未能安心于学，1926年初，即跟随数年前已远渡南洋之大哥到吉隆坡发展。其母亲及其他兄弟，也于同年稍后投奔新加坡同乡。由于谋事未成，李延年在吉隆坡只住了两个月，便转赴新加坡，当振兴栈的书记，晚间入夜校修读英文，三年后，与侯细玉结婚。
1929年底，李家耀迁到吉隆坡，李延年也随之赴隆，出任乡亲洪进聪店中之书记；不久转任英国人的橡胶公司夏霸义利洋行书记。由于工作勤奋，表现出色，数年之后，即升为买办。这个职位对他的日后在橡胶业方面之发展大有裨益。
创设万利有限公司专营橡胶贸易是李延年事业上重要的起点，那是1935年。在初创阶段，他将业务交与其大哥管理，自己则仍在夏霸义利洋行工作。经过几年的努力，至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他的事业根基本来已告初固，不幸日军南侵，致使业务几乎陷入停顿状态。1945年日本投降后，他即以一千五百元购下后来成为李延年大厦之址的地皮。1950年，韩战爆发，橡胶腾价，给了他赚取厚利的机会。
马来亚独立之后，建筑业起飞，李延年便投身此一行业，因而获利甚丰。随后他的事业更趋多元化。除了仍旧经营橡胶与建筑业，更进军出人口贸易、旅游、制砖、制鞋、酒店、银行、报业等等，掌控逾二十家公司。
事业有成之后，李延年也和许多善于聚财又善于散财的儒商一样，实践其“取诸社会，用诸社会”的信念，对教育、文化、医药。社团各方面都慷慨输将，所捐出款项，不下马币千万元。
李延年很早便参加华团之活动，1939年，他被选为永春会馆董事，1951年为该会馆会长。此后，他所担任的华团高职，一年多似一年。步人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他担任会长及主席之重要华团组织不下十个，包括雪兰莪中华大会堂、雪兰莪中华总商会、马来西亚华人工商联合会、马来西亚福建社团联合会。前三者和董、教总被视为马来西亚最有影响力的五个华团。 成为华团领导的李延年，对华团最大的贡献除了慷慨捐献外，又能革旧建新，广招会员，举办有益之活动，使组织完善，活动多姿多彩，在推动工商活动之佘，也为文教事业出力。他也常以华团领导人的身份，向政府表达华社对各项政策的看法和反应，并争取华人权益。他曾倡议筹组“全国华团总机构”，以统一推动华社文教事业及统一向政府提出各类诉求之声音。他有生之年虽未能亲眼看到马来西亚中华大会堂总会的成立，但是作为倡议华团大整合的先驱者，他在这件事上实应记上一功。
马来西亚的富豪人数已愈来愈多，如果这些富人都能像李延年一般为慈善、教育、医药与其他社会公益和社团散财及贡献一己之力量，实为社会国家之幸。
四、兴建与守护：四位为华教立功的企业家—北马林连登，中马李成枫与林晃升，南马郭鹤尧
北马殷商林连登(1870-1963)最为人津津乐道的是他与韩江学校密不可分的关系，提到韩江中、小学，甚至韩江学院，无人不联想起林连登。许德发的林连登传便根据他从各方面所搜集到的资料条理分明地论证林氏如何将他在事业上奋斗所聚得的雄厚财力回馈社会，发展华文教育。
原籍广东惠来西区鲁阳乡的林连登，出身农家。其前人虽读书不成，不过也曾担任过兵房司书之职，仍算具有书香之缘。他本身受过数年的传统旧学教育，只是还未达到应科试的程度。十六岁时，因为父亲身罹重病，不能耕作，身为长子的他只好辍学躬耕。二十三岁时，他偕同堂兄达智跟随乡人南来马来亚槟城和吉打闯练，起初在园丘里当锄手，后来则经营种植业、产业及酒业等。几经奋斗，终于成为富甲一方的财主。
林连登的种植业先以木薯为主，后兼及橡胶及椰子。在种植业积存了足够资本之后，他转而向政府承包赌税及申请没厂酿酒专卖。战后其业务更多元化，包括与友人创组华联银行及保险公司等。
发迹后，林连登跻上华社领导层。他的社会活动以潮州会馆及潮州社团为主要基地，成为潮人领袖，借用潮人组织网络，把槟城韩江中、小学办起来，并推动社会公益活动。功绩既见，他的社会地位便日益攀升，终于跨出潮州社团的基地，成了槟城整个华社的领袖。他除了长期担任潮籍人之潮州会馆主席，韩江学校董事长外，也担任过广东及汀州会馆会长，槟州南洋大学筹备委员会主席，又曾为中华总商会会长，《光华日报》董事主席，两度出任福建人所办之钟灵中学董事长，他还被英殖民地政府委任为保良局及华人参事局委员。
晚年的林连登几乎全身投入韩江中学的建设工作，出钱出力，除了捐赠三十一英亩之校地外，还捐献十五万马币作为建礼堂及图书馆之用。前后又资助韩中经费二十万元。韩中开创之初，他延聘庄泽宣、熊叔隆、黄尊生、何永佶、严元章五名博士同时出任教职。之后，还聘请方学李博士出任校长。在马来西亚整个二十世纪的教育史上，一间中学出现过如此之多的博土级教员真是不可思议，韩江中学此举可谓空前绝后，独一无二的盛事。
林连登的公益事业最有成绩的当推教育，他一生在这方面所捐献之款超过马币百万元。光是南洋大学便捐了五十万元，该大学图书馆遂以其名命名，他曾捐五万五千元作马来亚大学之基金。他的贡献，赢得最高元首颁赐JMN有功勋衔，韩江中学后面一条路，也被命名为林连登路，韩江小学为林连登竖立半身铜像，还请了中国驻槟城领事李能梗主持揭幕礼；槟城潮州会馆联合韩江中、小学又为他在韩中校舍前建立一尊全身铜像，当时的马来亚联合邦首相东姑阿都拉曼亲临主持揭幕礼。他在揭幕仪式演辞中盛赞林连登热心教育，功在邦国。由此足见林氏的贡献也获得马来亚政府的充分肯定。
马来西亚华文教育能够历久不衰，主要是靠无数献身华教人士前仆后继，出钱出力所致。李成枫(1908-1995)也是数内之一个具献身精神的热爱华教人土，可以找到的有关他的事迹并不多。龚宜君即利用她所掌握的有限资料，以简洁的文字描绘出李成枫如何为华教经之营之，永不言休的图像。
李成枫是福建南安人，幼年在私塾念过三年书，由于家贫，十九岁时只身南渡，先到新加坡著名侨领陈嘉庚的鞋厂工作。1930年他返乡娶亲，几个月后又回到新加坡加入李光前创办之南益树胶公司任书记，是年南益在吉隆坡设厂，他被委派到那里当经理。
李氏为人忠诚，自从加入南益之后，便不曾离开过这间公司，一共为它做了五十年的总经理。他开创自己家族公司连成企业主要还是因为他的弟弟没有工作，南风则是为安置其找不到适合工作的内弟而设。南益在印尼与马来西亚分行的职员大部分都是李成枫所亲自挑选与训练的；连李氏基金的设立也出自他的建议和筹划。可见南益的成功和李成枫的付出是无法分开的。
李成枫对社会所作出的最大贡献在于华文教育，由于他自己受教仃不多，所发明的净化橡胶机器等竟因学历不足而无法申请专利。因此他希望透过教育让马来西亚的华人子弟发挥其潜能与天分。和他关系最密切的华校有三间，即黎明小学、南益小学及中华独中。成立于1929年的黎明学校虽非李成枫手创，可是自1943年始，便获得他不断地支援，终于成为拥有二千多名学生的吉隆坡模范华小之一。南益小学的创办人则是李成枫，后来这间学校又得到李光前的大力支持，近年来它已是一间拥有一千三百多名学生的A型学校。至于中华独立中学，在1974年李成枫接任董事长之职时，学生只有区区一百多名，1980年增至一千五百名， 目前则更增至四千七百多名，成为马末西亚第二大之华文独中。
马来西亚是个多元民族多元文化的国家，可是执政者所制订的教育和文化政策却偏向单元。多元民族的社会现实与单元的教育与文化政策之矛盾，是造成马来西亚长久以来教育与文化不断发生问题的症结。詹缘端细心描绘的林晃升(1925-)即是其中一个想解决这种矛盾的华教工作者。林氏加入董总以后，即努力想使单元的政策松绑，让多元民族社会能发展出多元的文化与多元的教育政策。
和本书中其他儒商相比照，林晃升最大的不同点有二，其一，他是土生土长的马来西亚华裔；其二，他虽连任董总主席十七年，而且由1976年至1990年还曾经出任吉隆坡尊孔中学董事长之职。可是在微观的建校和学校其他硬体设备方面，他所付出的努力并不十分显著。他主要的贡献是在争取宏观的平等教育政策，守护华文教育，以免华人文化被浅化或弱化。
林氏为客家人，祖籍广东梅县，出生于森美兰州知知港，起初在南强小学受教育，后来转入尊孔。他青年时期爱好文学，曾以野火之笔名在报刊发表新诗，高中二时因日本人侵而辍学。和平后，他到新加坡旅行社及报馆工作。由于父亲的矿务需要协助，他便返马与父亲—起发展矿业，其后并从事种植业、建筑业与金融业等。他所开设的公司有林锡云父子私人有限公司、华隆锡矿私人有限公司、联丰盛有限公司、林晃升控股私人有限公司、达利锡矿私人有限公司、利亚实业私人有限公司、富顺信贷私人有限公司及马来西亚稀有元素私人有限公司等。他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还成为官委的锡米统制局委员。
1970年加入雪州董联会及董总之后，林晃升亲身经历并参与了许多有关华社及国家的文教等重大事件。1973年他当选雪州董联会主席及董总主席后，领导华文独中统一考试的工作，推动独中统一课本，独中复兴运动，申请创办独立大学，争取废除1961年教育法令的第21(2)条，反对教育部委派不谙中文之教师任华小高职等。1982年马来西亚国会大选，他又提出“三结合”，即执政的华基政党，在野的反对党及民间的华团三股力量结合起来为华社争取权益。1990年，他也大力推动“两线制”，促成各反对党结为联合阵线，以便与执政的国民阵线互相制衡，打破巫统的独大政治格局。
林氏曾于1987年代表董总出席在吉隆坡乐圣岭天后宫举行的十五华团及华裔政党代表大集会，抗议教育部委派不谙华文教师出任华小高职。过后，他于该年之10月27日，在马来西亚政府的“茅草行动”中被逮捕，一直扣留至1988年6月3日始释放。1990年，他辞去董总主席职位，与二十多名华教及争取民权工作者加人民主行动党，以壮大反对阵线的力量，林氏后来出任行动党之顾问。尽管如此，他在政治方面的表现，完全无法与他对华教的贡献相比。
许文荣认真刻画的是长期在南马柔佛州兴学办教的郭鹤尧(1916－)。郭氏出生于中国福建省福州市，马来西亚糖王郭鹤年为其堂弟，著名之大马外交官郭鹤举则为其堂兄。三岁时他随其姐南来，曾在马来西亚柔佛州宽柔小学及新加坡英华学校受华英文教育。高中尚未毕业即离校就业，他初在南益公司服务，1957年加入其族人所创之郭兄弟有限公司为董事。在政治与经济上他的成就虽不如其上述之堂兄弟，可是若论文教事业方面的贡献，却远远超过他们。尽管如此，他还是曾经两度遭绑票，引起全马华社震动，所幸郭氏并未因自己的这些遭遇而冷却投身文教事业之热诚。
郭氏由四十年代起便积极参与文教及社团之工作，教育方面，他曾经出任国光小学、宽柔五小学、宽柔中学及全马第一间由华社所办之学院，即南方学院之董事长。至于华团，他曾数任柔佛州华团最高机构即新山中华公会之会长，也尝当选新山中华商会副会长。由于他出钱出力，服务社会有功，在1976年受柔佛州苏丹封赐拿督勋衔。
马来半岛南部柔佛州可谓华教之坚强阵地，该州有最大的宽柔小学(五间学校学生人数逾六千人)，最大的独中宽柔中学(学生逾六千人)及最早和最大的华社公办的学院南方学院(成立于1988年，学生共约一千两百人)。这些成绩最主要的缔造者不外是柔佛州的华人，作为当地华社重要领袖的郭鹤尧之汗马功劳当然也无人可以抹杀的。因此，他是一位备受尊敬的儒商。
五、结语
早期马来西亚的华人社会毕竟是以个人财富为决定其领导层的主要条件。本文所述的这批儒商皆属“长袖善舞，多钱善贾”17 之人物，因此他们在华人社会的地位很高，具有一定的影响力。这些人有的十分积极地捐地献财，兴学办校，投入偏向微观的教育事业，成为某些学校的核心人物，其名字几乎与学校连成一体，如林连登与韩江学校；有的则为较宏观的国家政策及法令力争全民平等而努力奔走，如林晃升；也有贡献多元如陈嘉庚者，他除了倾资兴建集美学校和厦门大学之外，还积极参与各项与国家社会有重大和深远关系的活动，并作出伟大的贡献。
由于资料的多寡不均，导致这十名儒商的传记长短不一。不过，他们的功绩有时不能单凭这些论文篇幅的长短而定其大小，这是阅读此十篇传记时应该加以注意之事。
1. 安焕然： <独立前华人经济>，见林水檺、何启良、何国忠、赖观福合编：《马来西亚华人史新编》第二册(吉隆坡：马来西亚中华大会堂总会，1998)，页294。
2．骆静山：<大马半岛华人经济的发展>，见林水檺、骆静山合编：《马来西亚华人史》(八打灵：马来西亚留台校友会联合会，1984)，~237-240，247-252。
3．同前注，页240-246。
4．参阅安焕然：<独立前华人经济>，页306-307。
5．参阅何启良：<独立后西马华人政治演变>，见林水台、何启良、何国忠、赖观福合编：《马来西亚华人史新编》第二册(吉隆坡：马来西亚中华大会堂总会，1998)，页80。
6．见C.F.Yong，Tan Kah-kee：The Making of Overseas Chinese Legend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9)；中译本见李发沉：《陈嘉庚—华侨传奇人物》(Teaneck：美国八方文化企业公司，1990)。
7．前者于1988年由北京友谊出版公司出版：后者于1980年由新加坡南洋学会出版。
8．陈民：<陈嘉庚：华侨旗帜，民族光辉>，见庄炎林主编：《世界华人精英传略：新加坡与马来西亚卷》(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5)，页57。
9．同前注，页55。
10．同前注，页58。
11．同前注，页59。
12．陈六使之大哥名文倚，二哥名文寝。
13．陈良：<陈六使：南洋胶业钜子，华文高教先驱>，见同注 8《世界华人精英传略：新加坡与马来西亚卷》，页36。
14．参阅黄干：(李光前)，见华侨协会总会编：《华侨名人传》续集(台北：黎明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87)，页67。惟黄干在{陈六使)一文中谓李光前捐献予南大之款为总数百分之二十．则有误，见同书，页30.
15．王苍柏：<李光前：平凡的伟人>，见《世界华人精英传略：新加坡与马来西亚卷》，页41。
16．胡氏兄弟三人，长兄文龙早天。见王苍柏： {胡文虎：虎标万金油大王>；同注②《世界华人精英传略：新加坡与马来西亚卷》，页146。
17．韩非：(五蠹)，见陈奇猷校注《韩非子集释》 (北京：冲华书局，1974)，页10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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