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海峡华人公会”，就是由一批已转化为峇峇的华人所组成。根据约翰甘默（JOHOR CLAMMER）所著《海峡华人公会》─书中，对峇峇社会有下列的分析。
他认为，巴巴是一个与中国没有联系的社会，而且生活习惯已经“土生化”。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仍然保存中国的旧传统，但语言方面“福建马来化”和装饰上的改变，使到他们成为特殊的社群。
其实，华人是较有规模的移民，是英国于1786年占领槟榔屿后，到了1824年，英国将槟城、马六甲及新加坡并为海峡殖民地，华人移民在这三个地区激增。
1874年英国与霹雳苏丹签署邦咯条约，揭开英殖民势力介入半岛的序幕（1884 马来联邦成立，1909马来属邦成立），到廿世纪初，整个马来半岛落人英国手中，华人的移民也就更进一步增加。
根据统计，1911年，马来半岛及海峡殖民地人口中，华人共有87万4200人。
由于华人大量移入，海峡华人（或称土生华人）所扮演的角色也受到冲击。一般而言，他们思想是西方化的，接受英国为宗主国，因而成为英国人乐于聘用在政府部门服务的文员。
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初叶，峇峇的政治意识与行为，大都是效忠于大英帝国与海峡殖民地政府，而不是中国。
1900年的义和团事件，导致八国联军进攻中国，当时有一名海峡侨生，投稿《海峡华人杂志》（THE STRAITS CHINESE MAGAZINE），呼吁海峡华人组成一支分遣队到中国与英军并肩作战，共同对付义和团。
1901年11月，有100名海峡侨生加入新加坡义勇军步兵队，表现对英国政府的忠贞。不过在十九与廿世纪交替间，清廷、保皇党与革命党三股势力在马来亚和新加坡的活动，曾导致若干海峡侨生领袖的思想激荡。
他们热望中国能变法图强，跻身世界强国之林。其中如林文庆．伍连德、曾锦文与阮添寿等人，更毅然回中国服务。
另一方面，从中国移居马来亚的华人，归属于两种包含看政治体系的制度，其一是受公开承认的甲必丹制度，其二是容许存在的帮会组织。
黄存燊认为，中国史上曾推行“外人甲必丹”（蕃长）制度。但在马来亚第一位被殖民政府（葡萄牙）委任的是郑启基，又名郑芳扬。荷兰时代为李君常（原名李为经）
一些著作认为，郑启基是马来亚最古寺庙青云亭的创建人。不过也有学者又认为，郑启基于1632年在漳州出生，于1677年，据指出他是在荷兰时代，被委为甲必丹的。
不过，我们可以肯定的是，在英殖民势力侵入之前，华人甲必丹制度已在马来亚存在。
戈登明斯说：“华人在马来亚建立本身的社会”，自然带来既有的社会和政治结构。政府当局允许华人这样做。他们建立自己的学校，而华人的福利及社会服务通过自己主动获得确保。早期的中国政府，通过“华人甲必丹”制度，来维持当地的法律与秩序。
从历史事件显示，早期华人甲必丹是一种家长式的统治，与清朝有著一定的联系。他们在马来亚的华人社会，维持看封建式的地位，基本上，政治思想是倾向中国的帝王制度，最突出的例子是槟城的第一任华人甲必丹辜礼欢，约在1790年被莱特委任，距离莱特占领槟城不过三、四年时间，当时华人不过二百名之内。
辜氏借著英国人的势力，成为“酒税承包人”，跃居富豪，他的次子辜安平，少时被送往中国，初在林则徐幕府服务，后调往台湾。
台湾割让给日本后，尚被封为贵族，至于辜礼欢的子孙辜鸿铭（辜礼欢的第三子龙池的儿子），被布朗（FORBES SCOTT BROWN）收为养子，后负笈英国爱丁堡大学，荣获文学硕士，精通法语、德语和现代希腊语。因受清朝帝制影响，开始留辫子，抛弃洋服，穿中国衣。
1873年辜鸿铭回中国，考中进士，出任两湖总督张之洞的幕僚。他的著述甚丰，其中《怒吼之声》表达的世界伦理观念，备受欧人重视，而译成数种西洋文。
可是他的顽固思想，使他在清朝灭亡后，仍然主张保留辫子、缠脚、蓄妾与抽鸦片等恶习，竟叫嚣辫子为“中华民族之标志与徽号”。更叫人不齿的是，在民国成立后十年，他依然背著潮流，只有逊帝宣统对他的“忠贞不渝”表示激赏，曾追封他为“唐公”（溥仪逊位后，被日本人利用为傀儡，建立伪满洲王国)。
峇峇娘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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