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前言
李延年是马来西亚华人社团史上的其中一个重要人物。从七十年代中期到八十年代初期，他可以说是马来西亚华人社会最有代表性的华团领袖。在那将近十年期间，他是多个重要华人社团的最高领导人，其中包括雪兰莪中华大会堂会长、雪兰莪中华总商会会长、马来西亚中华商会联合会会长、马来西亚福建社团联合会主席等。
跟大多数的华团领袖一样，李延年是一位成功的商人。他年轻时从中国南来，经过大半辈子辛勤努力，加上灵活的经商头脑，终于走向致富之路。事业有成后的李延年，对社会公益，一直非常热心，晚年时尤其乐善好施，有慈善老人之雅称，在社会上的名望极高。李延年的财富与声望，使他深受华人社会，尤其是华人社团的欢迎与拥护。华人社团大多面对经费问题，基于现实的考量，一般上都需要像李延年这样有钱又有名望者，担任领导人。因此，李延年成了华人社团争取的对象。
李延年当上前述华人社会几个最重要社团的领袖之后，摇身一变成为华人社会举足轻重的人物。据说，李延年在当时华人社会及社团的声誉与名望，没有人可以望其项背，被视为“华人领袖中的领袖”。1 姑且不论李延年有没有当领袖的欲望，事实上，从商人到华团领袖，李延年的个人成就无疑是更上一层楼。但对后人而言，李延年的成就除了他令人称道的白手兴家与乐善好施，最主要还是他在华团期间的表现。像李延年这种一人独揽华团领导权的情形，其实并不多见，因此评价他领导华团的表现，是马来西亚华人史研究者相当重要的工作。
李延年领导华人社团的那段期间，华人社会面对一波又一波的打击与考验。1969年“五一三事件”发生后，马来西亚无论政治、经济，甚至文化与教育，都出现巨大变化。以马来人为主导的政府，将“五一三”事件归咎于种族之间的经济鸿沟，于是政府所拟定的政策，“皆以对此事件的解释为政策根据”。2 短短几年期间，许多不利华人社会的政策与法令相继推出，先是新经济政策，接踵而来的有国家文化政策、工业协调法令、大学学额固打制等。李延年身为当时享有崇高声誉的华团领袖，对此种种作了什么反应?他釆取了什么对策? 他为徘徊在十字路口的华人社会做了些什么事情?他有没有完成作为华团领袖的使命?这一方面的探讨极为重要，因为李延年的历史评价很大程度上由此而定。当然，为了对李延年有深入的了解，以及达到从历史人物的角度切人历史的目的，我们须先从李延年的南来，为事业的奋斗，以及在华人社会冒起的过程开始叙述，因为没有经过这些历程，根本就不会有执华人社团牛耳的李延年，对他的历史评价，就无从说起。
二、家庭背景与南来谋生
1906年12月8日李延年生于中国福建省永春县。他的祖父李润之，清朝贡生出身，是当地名绅，并嗜好丹青艺术。3 李润之最为人所知的是他精于创作纸织画。纸织画是福建永春特有的民间手工艺术晶，拥有悠久的历史，早在隋末唐初已经流行，曾经一度与杭州丝织画、苏州刺织画、四川竹织画齐名，被称为中国四大家织。但由于掌握这门艺术的人，为了生计，多不外传，使纸织画后来儿乎陷于艺绝失传的地步。4 李润之的纸织画相信是家传之学，他于清朝同治年间，与弟弟在永春县署衙口街创办李桂亭纸织店，“躬亲掌理，大量制作，畅销遐迩”。5 在李润之等人的努力经营下，李桂亭纸织画后来还成为永春文艺的“三绝”之一。6 李延年的父亲李宜守，亦擅长丹青，曾经担任福建德化县县丞，有名于时。7 由此可知，李延年的家庭算得上是书香世家，不过据说这只是表面风光，家里的环境其实很穷。8
李延年上有两个哥哥世通、家耀，下有两个弟弟榕树、吉庆及三个妹妹玉笋、玉妲、玉鸾。9 李延年的兄弟姐妹，除了他的二哥李家耀，其他的我们所知不多。他的二哥比他年长五岁，也爱好丹青，1918年考入北京大学就读，第二年遇上1919年五四运动学潮，由于北大是这次学生运动的中心，当局下令北大停课，他只好南下转入上海美专，1922年中毕业于西洋画科。10 李家耀后来是马来西亚著名画家。
少年的李延年表现明显不如李家耀。李延年没有他父兄的艺术天分，而且教育程度也比不上他的二哥。11 他之所以不能受高深教育，很有可能是与当时中国动乱局势有关。辛亥革命后，中国的厄运并没有结束。先是袁世凯夺权，然后是军阀割据，战火一直蔓延。辛亥革命后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本来是李延年入学求知的时期，可是在李延年的故乡福建，不但军阀混战，而且盗匪横行，“许多青壮年因‘走土匪’而逃亡海外”。12 光是在永春横山柳坑这个小村落，一天就有十三名青壮年出外逃亡。13 关于土匪在永春的为非作歹以及对永春居民所造成的伤害，李家耀多年后作了这样的记述：
当时华南各地，皆有土匪横行，到处杀害无辜，鱼肉乡民，永春诸乡在土匪的恐吓勒索和苛捐杂税的迫害下。原已生活困苦，后来土匪更藉接收省政府安抚之便，名为改编为民军、护法军、靖国军……，实则变本加厉，公然强迫栽种罂粟，就地征取粮饷，在诸多设立自卫团，筹款购置枪械，乡民若不从命，轻易便被杀害，当时泉州城南大榕树上，经常挂着人头示众，情况异常恐怖，更兼各处发生瘟疫，天灾人祸，诸乡人民生活艰苦凄凉的程度，远非笔墨所能形容于万一。14
土匪为祸之大，对李延年一家人而言，的确是“远非笔墨所能形容于万一”。1922年10月初，他的父亲李宜守在石鼓乡惨遭土匪杀害。15 在永春颇有名望的李宜守，是由于处事刚直，与土匪结怨，被土匪畏忌，以致惨遭毒手。16 李延年的父亲遇害后，作恶逞凶的土匪还不肯罢休，向他们多方恐吓勒索。他的大哥李世通无可奈何，远走南洋谋生。17 他们全家人则在二哥李家耀带领下逃避他乡。十六岁的李延年随着他的二哥与家人，“先从仙游转涵江出鼓浪屿，后迁泉州，再逃难到厦门，辗转渡着流亡的凄苦生活，历时三年也信奉了天主教。32
1929年底，他二哥李家耀迁居吉隆坡担任福建会馆所办的学校校长时，成家不久的李延年也跟随李家耀重回吉隆坡，在乡亲洪进聪店中当书记。33 这份工作显然也是建立在地缘式的关系上。值得一提的是，洪进聪是吉隆坡永春会馆的主要创办人之一，并担任了1929年第一届董事会的副会长；大约二十年后，李延年也成了该会馆的重要领导人。34 不过李延年当时只在洪进聪的商店工作了一个短时期。不久，他转而就职于英国人的橡胶公司“夏霸义利洋行”(Harper Gilfillan)，同样是担任书记，月薪却有四十元。如此之月薪对那时候的李延年来说是相当不错的，根据他的回忆，当时一碗饭只不过一两分钱，米的价格每斤只三分钱，房租每月也只是四元。35
在“夏霸义利洋行”工作期间，李延年勤奋好学，表现非常出色，深得英国籍老板赏识与信任，两人后来还成为好友。36 数年之后。李延年被升为买办，负责橡胶买卖，待遇更是大大改善。37 据说，他“数年之间，颇有余裕”。38 不过，升任为橡胶买办后，除了收入的提高，李延年最大的收获其实是对橡胶行业有了更深入的认识。橡胶业是十九世纪末马来半岛与新加坡兴起的新行业，由于最先种植橡胶的先驱者都获得巨大的利润，许多人纷纷加人这个行业，橡胶业于是迅速发展起来，在二十世纪初取代锡米成为马来半岛与新加坡最重要的出口原产品。不过，橡胶主要是出口外销，因此深受国际经济气候影响，价格起落波动很大，使后来的橡胶业者历尽风霜，不善经营的往往蒙受巨大损失。著名的华人大企业家陈嘉庚在1925年凭靠暴涨的胶价，将财富推到最高峰，可是好景只维持了短短的四年，1929年却因为世界经济不景，胶价滑落，而导致他的公司蒙受惨重的打击，最终于1934年收盘。39 陈嘉庚的经历为橡胶业的瞬息万变以及业者的辛酸提供了一个最佳的例证。在夏霸义利洋行担任买办的李延年，刚好目睹了这一切的发生，亲身体会到橡胶行业的起起落落，这些经验对他日后在橡胶行业发展有很大的帮助。
三、商业王国的建立
1935年是李延年事业上重要的一年，二十九岁的他以其数年来的积蓄，再向其大姨商借一千元，创设了万利有限公司，专营橡胶贸易。40 李延年在这个时候自组公司经营橡胶生意，是一个相当适合的时机。1929年的经济不景气已经过去。人口世界橡胶总产量超过一半的美国，41 自1933年罗斯福总统上台后，经济逐渐上轨道，胶价又告好转，由1932年的每担五元左右，回升至十多元。42 但是李延年对创业依然还是有所保留，在万利有限公司初创阶段，他并没有辞去夏霸义利洋行的工作，公司的事务交由他大哥李世通管理，由李世通任经理。43 他自己则身兼二职。
李延年一面留在夏霸义利洋行担任买办，一面兼顾万利有限公司的生意，表面上看起来，他似乎不能全力以赴发展自己的生意；但是如果仔细探讨当时橡胶业的运作情况，就可以发现李延年的安排是极聪明的。虽然橡胶业最先是由陈齐贤、林文庆、陈嘉庚等华人富商开创，并取得极大的成果之后，欧洲商人才闻风而至，但是资本雄厚的欧洲橡胶公司很快就压倒华资橡胶公司，欧洲人几乎都是大园主，而华人大多是小园主，欧洲商人占的优势非常明显。与此同时，橡胶出口与外销的市场，也大部分由欧洲商人垄断与控制。华资橡胶公司只好依赖欧洲公司，将橡胶销售到外国去。与李延年同在雪兰莪州经营橡胶生意的李成枫，后来回忆当时雪州华人胶商的困境，说了这么一段话：
在早期，雪兰莪州内的华人胶商都属于小规模经营者。……它们甚(作者按：原文为“并。)少直接装配树胶出口，有些只是借用外国商行的字号， 包装之后，盖上外国商家之字号运出口。华商只有陈嘉庚先生所经营之树胶厂有直接配运树胶出口。……陈嘉庚公司停业以后，……唯南益稍具规模。44
由此可知，李延年没有辞去英籍公司的买办，是非常正确的选择。一来因为在夏霸义利洋行的收入不错，生活有保障，如果就这样放弃，未免太冒险。但更重要的是，从当时整个橡胶行业的实际运作傦况釆作推测，万利有限公司的树胶收成，必定需要欧洲大商团的协助才有市场，而通过他作为英籍公司买办的关系，万利的产品，自然更容易销售出去。这一买一卖之间，李延年比起其他的华资小公司，无论在那一方面，都可以拿捏得比较准确，所冒的风险当然也更小。极有可能是基于这个原因，李延年自组公司后，却没有辞职全身投入自己的生意， “直到四十多岁时还是替人打工”。45
从二十九岁到四十多岁，这种情况至少持续了十多年，一直到他的公司发展得越来越好，而他的大哥李世通也打算退休，他才向夏霸义利洋行辞职，亲自掌理万利有限公司的业务。46
显然，从1935年自创公司后的十多个年头，李延年确实取得一定的成就。但是，在这期间，他的生意只是属于所谓“半买办半资本主义”的性质，即一方面为财力雄厚的欧美大商团代买代办，以欧美的厂商为推销与贸易的对象，一方面又渐渐向资本主义的经营方式过渡。这其实是当时华人的经济模式，主动权完全操纵在欧美财团手上，大多数的华人商家，只能居于次要与配合的地位。47 在这种情况下，生意的发展有相当大的限制。无论如何，这个阶段的李延年已经有相当不错的社会地位，像他这样“半买办半资本主义”的华裔商人，在当时马来半岛华人社会，不会超过两个百分比。48 只不过，必须强调的是，至少在1950年以前，李延年还没有成为殷商巨富，他的事业只是处于奠基期。他应该已经赚到一些钱。这可以从他在1945年，日军撤出马来半岛不久，即以一千五百元买下后来李延年大厦之址的地皮，得以证明。49
日治时期是李延年事业的低潮期。1942年，日军入侵马来亚时，李延年正好处在三十六岁的壮年。他的事业根基已稳固下来，正是腾飞的时刻。可是日军政权采取高压的经济垄断政策，强占原属英国人与华人的工商产业，橡胶是重要的战略物资，日军自然更加不会放过，于是垄断橡胶的生产与经营，造成橡胶行业奄奄一息，一蹶不振。李延年公司的业务几乎陷于停顿状态。50 对李延年来说，这肯定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但在商场锻炼了一段日子的李延年，已经累积足够的经商经验与智慧，他等待着机会，以便东山再起。
1945年日军战败，退出马来亚。战争结束后，百废待举，三十九岁的李延年只好在事业上重新出发。五年后，他终于时来运转。1950年，韩战爆发，烽火再起，但没想到这却是橡胶业者最走运的一年。当时，美国为囤积战略物资，需要百多万吨的树胶，使树胶价格大涨，从每担四、五十元涨至每担百多元。51 虽然高涨的胶价只维持到1952年，不过有很多胶商已经因此赚了大钱，其中包括李延年。他在五十年代，从橡胶行业所得收获很大。有许多明确的证据，可以证实他的财富此时已经累积起来。1956年，马来亚独立的前一年，马来亚联合邦及新加坡工商考察团共一百零八人访问日本及中国，李延年是联合邦代表团团长，一路上表现非常豪爽，每逢应酬都掏腰包为团员出钱，中国之行结束后，他顺途回家乡永春，更捐出巨款为乡亲开办一间医院。52 此其一。1960年，十二层的李延年大厦在吉隆坡市内高耸人云，是当时吉隆坡最高的建筑物。53 此其二。另外，从他开始活跃于华人社团，并且频频捐款来看，毫无疑问他已跻身富豪之列。
李延年这时期主要经营橡胶生意，因此他的财富必定是来自橡胶行业。他对橡胶业的经营，确实颇为得法，发展很大，被称为“大胶商”。54 在这里，必须一提的是，李延年在橡胶行业的成就，除了他个人的因素，以及时机与运气之外，他的永春籍贯极有可能也帮了他很大的忙，因为从事这个行业的永春人为数不少，全马的树胶收购商，永春人就占一个很大的比例。55很多永春人，像李延年一样，都是凭靠橡胶业致富的。不过，李延年并没有将自己局限在橡胶行业内，这个行业的波动比较大，而且马来亚独立以后，整个经济情况有显著的变化，从1957年至1969年，经济环境对华裔商人非常有利，李延年又遇上另一个机会。
独立初期，执政的联盟政府对经济领域干预比较少。加上失去政治庇护的欧美商家，尤其是英国的商业大机构，渐渐撤离，使到华裔商人拥有比殖民地时代更多的商业机会。但由于受高科技的局限，华裔商人在那段期间，表现比较积极与出色的是在建筑与房地产方面。国家独立以后，城市化急速形成，中产阶级的人数也不断增加，人民对中价房屋、购物中心等设备的需求量很大。这造就了建筑业的起飞。许多华裔商人向建筑业进军。拥有地利人和的华裔商人，肯定比外籍商人占优。而当时参与此行业的马来人又是风毛麟角，于是华裔发展商几乎垄断这个行业。1964年，五十八岁的李延年开始涉足建筑业。他看出地产与建筑业在马来西亚的美好前景，尤其是在人口不断增加的首都吉隆坡，屋业的前景无可限量。56
李延年最先在吉隆坡巴生路辟建了友乃德花园，然后发展吉隆坡甲洞卫星市、白沙罗丹斯里李延年花园、敦依斯迈花园、巴生路显达坡等。他经商手腕灵活，建筑业离不开土地，为了获得价格比较低廉的土地，他的屋业建筑计划多以与政府联营的方式进行。1974年，他以五十对五十的分配额与城市发展局联合发展八打灵再也的东南亚花园，结果非常成功。这是一项大规模的建屋计划，使李延年获利不少。57 事实证明李延年进军屋业的决定是完全正确的。“他的财富建基于橡胶，建屋业则使他的财富更攀上顶峰。”58 从1964年至1977年，在他从事建筑业十三年后，估计他已先后建成两万五千间以上的房屋，供上、中、下各阶层人士居住。这些房屋，大部分是在雪兰莪与吉隆坡。他是首都屋业发展的先驱之一。59 由李延年负责兴建的上述民房区，有许多时至今日依然是重要和著名的住宅区，数吉隆坡的屋业发展商，李延年的名字，是必须一提的。60
橡胶与建屋业是李延年财富的两大支柱，但在橡胶与建屋两方面成为巨子的李延年，更将事业多元化拓展。他也经营出入口贸易、旅游业、制砖、制鞋、酒店、银行、报业等等。他拥有一个稳固而又多元化的商业王国。他的商业王国以屹立于吉隆坡市中心敦霹雳路的“李延年大厦”为中心，如前所述，这栋大厦高十二层，于1960年建竣，是当时吉隆坡最高的建筑物。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马来西亚政府准许人民在华人新年燃放爆竹时期，曾出现过爆竹由其楼下直燃上其最高层的壮观场面。61
不过，更令人瞩目的是李延年所创办的一系列商业机构。从万利有限公司开始，他一生创办与掌控不少过二十家公司，以下这份名单开列的是他所担任之职位，说明了李延年在商业方面的成就：
1．李延年集团有限公司主席；
2．万利有限公司主席；
3．东南亚发展有限公司主席；
4．煤炭山砖瓦有限公司主席；
5．万顺有限公司主席；
6．马来亚太瓦有限公司主席；
7．联合建屋有限公司主席；
8．马来西亚太酒店有限公司主席；
9．李延年实业有限公司主席；
10．李高龄有限公司主席；
11．合成树脂有限公司主席；
12．新生火柴烟草厂有限公司主席；
13．李延年旅运有限公司主席；
14．李延年树胶有限公司主席；
15．李延年富家有限公司主席；
16．李延年铝业有限公司主席；
17．李延年树胶制造有限公司主席；
18．联宗(香港)有限公司主席；
19．李延年烛业(香港)有限公司主席；
20．李延年冷气有限公司主席；
21．万利树胶有限公司主席；
22．马来西亚南洋商报董事主席；
23．利华银行有限公司副主席；
24．东南亚城市发展有限公司董事经理
李延年曾经说过：“经商是一种天赋，是教不来的。”62 这句话让我们看到李延年对自己经商天分的自豪；事实上，从李延年的商业成就来看，他的确是一个天分很高的商人，但他的成功却不是朝夕间得来的，李延年由始至终不断为事业作出努力，“经过长期奋斗而白手成家，绝无侥幸。”63 他的财富，像许多南来的华人一样，是艰苦累积而成的。从李延年奋斗的过程，我们可以看到华人如何在这片土地赤手空拳开创自己的天地。在经济商业领域里，他们创造了自己的财富，也创造了国家的繁荣与进步。更难得的是，有一部分华人富豪甚至懂得利用自己的财富造福社会。就像李延年曾经说过的，这是“取诸社会，用诸社会”，而像李延年这种拥有如此智慧的富商，他们的财富才更有意义。
四、取诸社会用诸社会
李延年一生除了专注于个人的事业奋斗，同时也热心社会公益，他的善举令人崇敬。作为一个成功的商人，他无论是在教育、文化、医药、社团各方面，都尽其所能，慷慨捐献。必须特别强调的是，李延年对社会公益的捐献，并不是一般富商的象征式的或是应酬式的，而是“只要他认为值得”，64 他都大笔捐献，慷慨得“叫人咋舌”。65 因此，李延年虽然不是当时本邦最富有的人，可是在捐献公益方面没有一个富翁能与他相提并论。66 李延年之所以热衷于公益事业，最主要是他拥有与众不同的价值观，他曾经说过： “我们出生时不带任何东西来，在离开这世界时也不带任何东西去。我们所得到的都是取诸社会，但我们只需要那么一点儿过活。因此，我们应该尽量还诸社会。”67
事实上，李延年一直以来都是一位非常豪爽的人。早在五十年代，他的事业稍为有成，就开始为社会公益解囊。1951年，他捐出五千元作为雪隆李氏宗亲会兴建会所之用。68 1956年，如前所述，他捐出巨款在家乡永舂建设医院。另外，当陈六使等人倡办南洋大学时，他领导雪兰莪州各界人土，予以全力支持，他所经手的捐助款项甚多。“历任南大执委及理事，出钱出力，备受敬重。”69 五十年代的李延年，只不过刚侧身富豪之旁，出手已如此大方，实属难得，而且这些捐款只是从零零星星的资料搜集而来，相信他实际捐出的金钱绝对不止此数。
到了六十年代与七十年代，财富日益增加的李延年，对社会公益更加慷慨解囊，尤其是在七十年代，他的捐款更是多不胜数。据说他在七十年代曾经患过一场大病，“于病中许下宏愿，如他得以康复，将把他那时候起所赚到的钱，主要用诸社会。”70 这种说法有相当大的可能性。1977年，他七十一岁，在接受记者访问时也说了相似的活：“目前我年事已高，从现在开始，我所得到的利益将作为慈善用途”。71 这位会聚财，也会散财的慈善老人，其中有一些款项还是从银行透支出来，这是很多人都做不到的，因为除了捐款之外，还要支付向银行透支需付的利息。72 有人认为，李延年这种“散财如流水的作风，在华裔社会中，足可媲美大慈善家李光前”。73
李延年一生中总共捐出多少钱，并不容易统计出来。有人说“不下千万元”，74 有人说“数额为我国有史以来最多者”。75 从他捐出的几笔较为人知的款项来看，言者显然没有夸大其词，这些捐款如下：
1．拉曼学院(一百万元)；
2．国家防癌中心(一百万元) ；
3．同善医院(七十多万元)；
4．吉隆坡永春会馆重建大厦基金(三十万元)；
5．吉隆坡黎明小学(二十五万元)：
6．吉隆坡中华独立中学(二十万元) ；
7．马来西亚永春联合会奖贷学金(十五万元) ；
8．雪兰莪中华大会堂第一届文化节经费(十万元) ；
9．巫统大厦基金(十万元)；
10．国家图书馆基金(十万元) ；
11. 芙蓉中华中学礼堂建筑费(五万元) ；
12. 麻坡中化中学视听室建筑费(五万元)
上述十二项捐款虽有一些可能是政党的募捐，但大多数皆为教育、文化、医疗等公益及慈善用途。除此之外，作为屋业发展商，李延年在赚钱之余，也不忘发挥慈善精神。他认为：“发展商除了建筑房屋之外，也应该为公众提供服务。”76 他在吉隆坡甲洞卫星市的一角，建了一所天主教堂，内设幼儿园。他也耗资三十五万元在双溪威梳邦第二区二十四路处建立一座新桥，以方便居民。对李延年而言，慈善老人的称号是当之无愧的。
李延年热心社会公益，除了获得慈善老人的美名，同时也受到官方的肯定。1975年他荣获最高元首封赐“丹斯里”勋衔。同年，他又获得马来亚大学颁授名誉法学博士。1978年，他锦上添花，受雪兰莪州苏丹赐封“拿督”勋衔。但对华人社会而言，李延年除了他的慈善事业，值得传颂的，还有他领导华团的贡献。
五、领导华团
像李延年这类型的华裔富豪，最有可能走上华人社团的领导之路。根据黄枝连对二十世纪上半期马华社会领导层的分析，当时马华社会领袖可以很明显地分成两大类。其一为土生土长的“海峡侨生”系统领袖。另一为中国南来的“迁民”系统领袖。 “海峡侨生”领袖以受英文教育为主，大多数还受过专业训练，对中华文化比较缺乏认同。他们之中参加会馆、宗祠、庙宇、公会等华人组织的，寥若晨星。五十年代以后，在英国殖民政府的扶持下，他们与马来族和印度族的上层，联合在一起，构成了新马的统治集团。“海峡侨生”的代表人物是林文庆、陈祯禄等。“迁民”领袖则多是第一代移民，他们之中能通晓英语的，并不多见，中华传统对他们的影响还是很强烈。
在事业上奋斗成功后，他们从优越的经济地位出发，成为社会领袖，担任华文学校、帮派性团体的董事；当他们成为中华总商会的会长时，在“迁民”体系里，算是达到登峰造极的阶段。 “迁民”领袖的代表人物是陈嘉庚、胡文虎等。77 黄枝连的分析虽然是针对二十世纪上半叶的马华社会，但在很大的程度上依然适用于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马华社会。至少在李延年身上，明显可以看见“迁民”领袖的特征。
李延年很早就加入华人社团。1939年，三十三岁的他中选为吉隆坡永春会馆董事。吉隆坡永春会馆成立于1929年，李延年恰好在那一年来到吉隆坡，当时帮派观念仍然非常深厚，他能在人地生疏的吉隆坡立足，这个同乡会想必扮演重要的角色。事业有成后的李延年在这里迈出他朝向社团领导层的第一步，是非常顺理成章的事。1951年，李延年终于当上这个会馆的会长职位。不过，在攀上吉隆坡永春会馆最高职之前，李延年同时也活跃于其他华人社团。其中包括雪隆李氏宗亲会。雪隆李氏宗亲会成立于1949年，李延年是发起人之一，并且在第一届的董事会里已经担任副会长的高职。此后，李延年的名字出现在越来越多华人社团的董事名单上，所担任的职位也越来越重要。1957年，李延年接过马来西亚永春联合会会长的棒子。1961年他出任吉隆坡暨雪兰莪中华工商总会副会长，1963年出任雪兰莪中华大会堂副总理，1964年出任雪兰莪福建会馆会长。这些一个接一个的职位，让李延年逐步登上华团领导层的高峰。到了七十年代，马来西亚华人社团更进入了李延年时代。
从七十年代中期至八十年代初期退隐为止的十年里，李延年同时在多个华团中担任会长或主席的最高职位，其中包括：
1．雪兰莪中华大会堂会长；
2．雪兰莪中华总商会会长；
3．马来西亚华人工商联合会会长；
4．吉隆坡永春会馆会长；
5．马来西亚福建社团联合会主席；
6．马来西亚永春联合会主席；
7．雪兰莪福建会馆主席；
8．雪兰莪精武体育会会长；
9．吉隆坡黎明小学董事会主席；
10．吉隆坡同善医院主席
上述华团有一半以上可以说是马来西亚华团的重量级团体。其中雪兰莪中华大会堂、雪兰莪中华总商会、马来西亚华人工商联合会，更是重要。这三个华团与马来西亚华文教育两个重要组织董总和教总，即马来西亚华校董事联合会总会以及马来西亚华校教师总会，被视为五个最有作为的华人社团。78 能够领导这五大社团的肯定是有一定分量的领袖，而李延年竟然独得其三，华人社团的领导权似乎相当大的部分都集中在李延年的身上。那十年里，李延年在华人社团的地位，绝对是难以企及。事实上，李延年在当时的华人社会是德高望重，深受各方尊敬的。试举一例，以作证明。1975年，马华公会与董敦总因华文教育问题，再度闹得不可开交，掀起很大的风浪，李延年于是出面调解，在他大厦的顶楼设宴，邀请马华公会及董教总领袖出席，以化解双方的纷争。虽然双方最终无法和解，但从这事件可以看出李延年在华人社会的地位。79
李延年在华人社会的威望如此崇高，除了因为担任上述华人社团的要职，更主要的原因是因为他确实通过这些华团高职尽心尽力为华人社会做了不少事情。七十年代，华人权益如江河日下，代表华人的政党，不论是在朝的马华公会与民政党或在野的民主行动党，都无法有效地维护华人社会的利益。李延年刚好于此时接过华团的领导权，他相信华团可以为华人社会作出贡献。1977年1月，他与吉打华教运动领导人庄光辉谈起华文教育问题，曾经表示困难重重，政党已无能为力，因此华人社团必须加强斗争力量。80 由此可见，李延年的确期望通过华人社团为华人社会好好做二些事。正因为如此“他在领导社团期间，出钱出力，任劳任怨。并且自掏腰包，聘请专人为他处理有关社团的事务。。81 事实上，李延年的努力有目共睹，在他领导华团期间，的确做了不少有利华人社团与华人社会的事，令人印象深刻。以下论述他对华团与华社的主要贡献：
(一)革新与壮大华人社团
如前所述，李延年之所以成为华人社会深具威望的领袖，完全是因为他在华人社团的地位。但必须注意的是，华人社团到了二十世纪的下半叶，其重要性已不复当年。政党出现之后，华团的部分功能已被取代。在雪兰莪中华大会堂五十八周年会庆演讲中，李延年就已指出这点，他说“在殖民地时代，大会堂扮演着华人与政府之间的桥梁的角色一直至政党成立为止”。82 事实上，当时的大部分华人已经意识到华团的危机，革新华团的呼吁在华人社会此起彼落。关于这个问题，李延年却相当乐观，他认为只要大力改革，华团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他希望社团乡会随着时代的演变，发展新的价值观念与重拟活动纲领，避免自我隔离，如此“才能有效地扮演民间团体的角色”。83 李延年坐言起行，我们可以从他领导的华团，看到他大力改革的痕迹。其中雪兰莪中华大会堂，以及华人商会如雪兰莪中华总商会与马来西亚工商联合会这几个华团的改革，最受瞩目。
雪兰莪中华大会堂成立于1923年，是雪兰莪华人社会最高领导机构。同时又因为位处首都，比起其他各州的中华大会堂，其重要性更胜一筹。但是在1975年李延年取代李润添，成为第四任会长之前，雪兰莪中华大会堂却“一直表现平平”。84 从张郁才、洪启读到李润添，雪兰莪中华大会堂有过一段相当沉寂的时间。根据郑良树对这三位领导人的分析，第一任张郁才时代的中华大会堂，似乎只局限于领导华人社会推展侨务的工作。第二任的洪启读则比较进步，除了极力为华人社会争取合理平等的地位，也颇能触及文化建设的重点。至于第三任的李润添却表现逊色，不但不能承续上一个时代的基础加以发挥，在他领导的十七年期间，甚至把大会堂的活动萎缩到一般会馆活动的旧路子上去，沦为一个普通的会馆。85 不过自李延年出任会长之后，即积极着手整顿会务，使雪兰莪中华大会堂有非常明显的改变。
1975年5月上任的李延年，一个月后就展现了欲革新大会堂的决心，在该年6月24日的董事会议上，李延年与他的领导班子鉴于大会堂之章程，只能容纳二十二个社团为成员，认为不符合时代环境的需求，而决定改组大会堂。雪兰莪中华大会堂在成立初期，因为州内华人社团甚少，所以章程有此规定，但是经过五十多年后，雪隆区大约已有三百个华人注册社团，大会堂若要名正言顺成为雪隆区华人社团的联合会，就得容纳州内所有华人社团成为会员，于是以李延年为首的董事部“决定修改章程，并申请注册为非营利有限公司，以便广招会员，发展会务。”86 在新的组织下，大会堂开放门户，会员迅速增加，到一九八一年时，从原来仅有的二十二个单位增加至一百九十七个单位，使大会堂更具代表性，也注入更多的新血。87 领导层方面，与前三位领袖最大的分别是，李延年时代的大会堂成立了许多委员会，把会务工作分配出去，让更多的董事负责策划与执行。这些委员会，如会务促进委员会、文教委员会、福利委员会等的成立，一方面正如李延年在1976年大会堂改选后所期盼的，可以让未当选常务董事的代表，共同为会务的开展而努力；88 另一方面这些委员会也引进许多相关的专才在大会堂内发挥所长，使大会堂有更好的表现。
事实上，李延年领导期间的这些改革，让大会堂找到发展的新机运，展现了前所未有的活力。其成果丰硕的活动，可资证明。1976年大会堂破天荒举办成立以来首次的周年会庆。同年，设立学术文艺基金。1977年出版大会堂成立以来首本纪念特刊，论著文字六十万。
1980年推广讲华语与改革华文应用文运动。1981年8月举办为期一个月的第一届华人文化节。这几项活动是其中比较引人注目的，除此之外，在李延年领导的那几年，大会堂还举办了无数的音乐会、文娱表演、书画展览会、汉语拼音班、社团秘书课程，以及经常为慈善赈济而出钱出力。当时的舆论对雪兰莪中华大会堂的脱胎换骨，评价很高，认为大会堂已经“从半昏睡状态中振奋起来”，89 表现令人“刮目相看”。90 由此可见，李延年对雪兰莪中华大会堂的贡献是很显著的。
李延年领导华人商会，即马来西亚华人工商联合会与雪兰莪中华总商会，表现同样出色。马来西亚华人工商联合会方面，李延年最大的建树是于1978年成功举办史无前例的全国华人经济大会。至于雪兰莪中华总商会，李延年领导的时间比较长，成绩更显著。正如同他接任雪兰莪中华大会堂的境况一样，李延年也是于李润添退休后，从1975年开始担任雪兰莪中华总商会会长之职，一直到1982他辞职为上。在他领导的七年期间，雪兰莪中华总商会面貌一新，该会于1984甲出版的八十周年纪念特刊中，附有创会以来的史略，其中对李延年抅功绩，有以下的记述：
丹斯里李接任后，在全体董事的积极推动下，锐意革新会政：对内力求扩大与健全组织，添聘职员工作，推行广招会员运动，每月出版会讯，每二年编印会员行业名册，购买会所，举办工商管理课程，设立文教基金及大专助学金，扩充经济资料室，主催工商研讨会，推广为会员签署产地证明书，择译政府法令与条例，发布商业询问与贸易机会(作者按：原文为。发布商业询贸易间与机会。)；对外竭力向政府交涉各项不合理条例与限制，及时反映会员心声，争取华商应有的公平合理权益。由于各方面支持合作，会务进展，极有成效，使本会会员总数，由原有五百余名，增加至近一千八百名。91
事实上，李延年时期的雪兰莪中华总商会，在会务发展方面，应该是历来之冠的。通读该会八十年史略，我们可以说雪兰莪中华总商会到了李延年时期才开始有规模。李延年之前的大部分领袖，对会务没有通盘计划，遇上事情，才作反应。相比之下，李延年领导期间的雪兰莪中华总商会，不但组织完善，活动多姿多彩，而且在推动工商活动之余，也为文教事业出力。雪兰莪中华总商会经历李延年时代后，与雪兰莪中华大会堂一样，逐步走上壮大之路。另外，必须一提的是，除了雪兰莪中华大会堂与中华总商会，李延年对他领导的其他每个社团，也是不断积极地改革组织与整顿会务，以求新的发展。以马来西亚福建社团联合会为例，正是因为李延年担任主席后，“会务才慢慢从稳定中逐步发展，进入壮大阶段”。92
李延年为发展华团所作出的努力，多少唤起华人社会对华团的关心，特别是他领导的挽救雪兰莪精武体育会的运动，轰动一时，带动了整个华人社会为保存这个华团而出力。雪兰莪精武体育会于1972年，因债务等问题被政府吊销注册；1975年李延年受邀领导该体育会，几经辛苦，1977年才获准恢复注册，但仍面对债务缠身的难题。为了一劳永逸摆脱债务的纠缠，李延年登高一呼，精武会于1978年9月发动了“一人一元。运动。这项捐款运动在全国各地掀起了一阵热潮，获得全国华团及各阶层人士的热烈响应，1979年1月李延年即宣布精武会已经清还了银行的庞大债款。
李延年这次号召的“一人一元”捐款运动，不仅挽救了精武会，而且根据杨柏志在《雪兰莪精武体育会史略》所言，意义更大的是，通过这个运动显示了华团的互助与团结精神，以及社会人土对华团的关注与爱护，在华族社会中产生广泛的影响。93
回顾李延年对华团的贡献，绝对不能不提他的“全国华团总机构”倡议，以及他为落实这个倡议而作出的种种努力。所谓的“全国华团总机构”是指全国华人社团统一机构或联合会。李延年提出这个建议，原因是“觉得华社有必要设立一个枢纽组织，以统一推动华社文教事业，并统一立场向官方提出各类诉求。”94 这个概念其实并非李延年首创，早在1974年，吡叻中华大会堂已经有此倡议，并且为此召开全国华团大会，可是这些计划后来却全都没有下文。不过当李延年于1978年8月提出建议时，却迅速在华人社会引起浪潮，三个星期后雪吡柔槟四州中华大会堂联合表示支持，并且积极进行各项部署工作。95 虽然这个计划经过多年争取，一直到1991年才获得政府的批准，李延年在他有生之年不能亲眼看见马来西亚中华大会堂总会的成立，但李延年倡议之功劳，不可抹煞。
(二)立足华团放眼华社
假如李延年的“全国华团总机构”倡议，能在他领导华团期间落实，相信以他当时的威望，极有可能当上这个总机构的最高领导人。不过，纵使没有正式名分，当时马来西亚数以千计的华人社团，都已经以他马首是瞻，他可说是“华团精神领袖”。96 我们可以看到的事实是，“他的一举一动，深受大家的注目；他的言论，也成为华裔社会最重要的指针”。97 而李延年虽然是华团领袖，但在领导华团之余，对与华人社会有关的事情，他都事事关心。其实，这本来是华团领袖长久以来的作风。不过，李延年似乎更加“直率敢言”。98 他不止一次表示，华团除了处理本身的事务，也应该代表华人社会向政府表达心声。
“五一三事件，，发生后，政府为了扶持土著，无论在政策上或行政上，都有极大的偏差，对华人尤其不公平。新经济政策、国家文化政策、工业协调法令、大专教育固打制、独大事件，全都对华人不利。为华裔捍卫权益的政党，表现又差强人意，令人失望。华人有太多忧虑与不满。出身华团的李延年，与华裔政治人物不同，他对华人社会的问题比较感同身受，于是频频仗义执言。令人敬佩的是，作为一个商人，李延年在一大堆商业利益的牵扯下，还能够那么频密坦率地向执政者传达华人社会的心声，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首先，针对新经济政策与工业协调法令，李延年认为这些政策与法令不利国家的工商活动，1976年2月17日他在雪兰莪中华总商会七十二周年宴会上，吁请政府全面检讨现行经济政策，摒除不利私人投资条例，以确保经济稳健发展及建立公平社会。99 同年8月4日他在马来西亚中华工商联合会设宴庆贺前全国工商总会会长东姑拉沙里荣任财政部长时，向后者表示政府大力提高土著经济地位，华人可以谅解，也愿意合作，但是由于政治因素而发生政策上和实施上的偏差，使华人担心他们的利益被剥夺。100
其次，关于大专教育固打制，他在1976年马来西亚福建社团联合会常年会员代表大会，以主席的身份致开幕词时，坦白直接说出华人社会对高等教育机会受到限制的忧虑，他说：今天，非马来人已越来越感到隐忧，他们的子女在国内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已愈来愈少，而且逐渐受到了限制， 国内各大专非马来人在籍学生的人数逐年减低，目前显然已减少至不足以反映各种族人口比例的程度。101
由于华裔子弟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逐渐减少，因此他支持华教团体申办独立大学，李延年认为这“是国家社会问题的一部分，华裔子弟接受大学教育机会的锐减，以及由此所引起的不安情绪，政府应予以正视”。102 独立大学的申请受拒之后，李延年领导的雪兰莪中华大会堂于1978年11月14日函请会员响应支持独大有限公司请求最高元首恩准创办“独立大学”之签盖运动。李延年更代表雪兰莪中华大会讹率先签署。103 另外，关于国家文化，李延年于1981年为雪兰莪中华大会堂第一届文化节开幕仪式致词时，曾作出含蓄地回应，强调文化多元发展，有利国家的建设，他说：我们相信，文化艺术是人类共同产物，虽然在形式上与表达方面各有不同，但基本的精神是一样的。华裔文化艺术在我国是生活方式的一部分，它的自由发展，以及通过多元文化的交流，有助于丰富国家的文化，进而促进亲善团结的精神。104
以上引述的李延年言论，确实是当时华人社会的心声。在土著主义高涨的氛围中，华人的权益节节败退，除了期望当政者开明施政，别无他法。正如李延年所言， “华人社会井无任何奢望，只求公平而已”。105 由此可见华人社会的无奈，以及当时时局的现实。对于华人的处境，李延年以及部分华人商会的领袖不禁感叹地位有如二等公民。106 当然，作为一个商人，李延年虽然直率敢言，他的发言终究是小心翼翼的，尽管如此，李延年还是惹恼了当政者。当时的首相胡申翁大力抨击李延年及华人商会里的富商形容华裔的处境为次等公民，他指责这些华籍商人贪得无厌，并且坚持政府的政策没有不妥，也不必修正。107
面对土著主义的压力，华人处在形势比人弱的情况下，唯有设法加强力量，捍卫本身的权益。早在七十年代初期，马华公会与华团就曾极力鼓吹华人社会大团结，当时的确也在华人社会掀起波澜。后来却不了了之，不过华人大团结一直是大多数华人的追求目标。李延年领导华团期间，也一直鼓吹华人社会大团结。作为华人社团领袖，李延年谈华人大团结，当然须先从华团开始。可是，李延年清楚知道华团从来都不是统一的整体，不但如此，华团由于“血缘”，“乡缘”“业缘”的区别，更难有合作的机会。幸好有中华大会堂、中华总商会这类联合会的存在，用李延年的话来说，这类联合会“在本质与活 动上”，其“组织是突破‘业缘’，‘血缘，与‘乡缘’的”。108
因此，他领导的雪兰莪中华大会堂与中华总商会，大开门户，广召会员，其目的是华团的小团结；他不断倡议组织“全国华团总机构”，其目的却是华团大团结。
不过，根据林开忠的看法，“团结是什么是非常有趣的问题”，他指出华团领导人“在组织结构上将各种社团合并”，只是“形式上的团结”。109 事实上，先不讨论什么是华人大团结，就算李延年能将华团合并为一个统一的整体，华团之间可以合作无间，就是所谓的华人大团结，以马来西亚华团的错综复杂，这已经是不容易做到的事。话虽如此，李延年在这方面的努力还是应该获得肯定。根据刘崇汉对马来西亚华人社团的研究，从1970年开始，一直到1989年，华团进入整合时期，这期间越来越多华团联合会的成立，而且华团之间都能团结一致，为维护华人社会，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各领域的公民权益做了不少事。110 华团之所以进入整合时期，李延年肯定有一份功劳。他鼓吹华人大团结，虽然只能在整合华团上取得“形式上的团结”，但他的功劳已经远远超越许多空喊口号的人。
六、退隐
无可否认，李延年对华团的确是有所贡献，他不但为推动华团的公务慷慨解囊，而且为革新华团尽心尽力。他为华团付出的努力与表现出来的诚意。实在难得，非常值得表扬。但在表扬的同时，必须提出的是，李延年领导华团，也有不少瑕疵。作为一个领袖，李延年给人的印象是，无沦魄力或胆识，都有很大的局限。他虽然在华团“一统天下”，却缺乏领袖应有的魄力与气质，凡事都须依赖他的私人助理，甚至连演讲冈也交由私人助理代读，而他自己却站立在旁。这令人怀疑他的领导能力。据说由于他凡事不能亲力亲为，结果在1978年马来西亚中华工商联合会的改选中，“轻易遭受摆布”，会长职位竟然在料想不列的情况下，被黄文彬取代。111 虽然他还继续担任其他华团要职，可是后来因为没有针对首相胡申翁的抨击作出回应，声望逐步走下坡，1981年，他甚至受到匿名信的攻击。1982年中，在雪兰莪中华大会堂董事会复选之前，盛传有人欲将他推翻，而且“倒李”之布置之作已经取得很大进展。不过，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就在这一年的6月26口，李延年发布一则简短的文告，宣明辞去他所担任的全国或州际各社团会长、主席或董事职位。文告如下：
本人今日宣布辞去马来西亚福建社团联合会，马来西亚永春联合会，雪兰莪福建会馆，吉隆坡永春会馆，雪兰莪中华总商会，雪兰莪中华大会堂，雪兰莪精武体育会，吉隆坡中华独中，吉隆坡黎明小学及福联控股有限公司的会长、主席或董事长。本人由于健康关系，作出上述决定。本人对各界人士，全国福建同乡一路来的合作与支持，表示衷心感激。本人希望各社团领导人与未来接班人精诚合作，继续为社会公益而努力。112
李延年辞去上述所有社团及学校的职位，只保留吉隆坡同善医院董事主席一职。“这是因为由他大力推动的扩张医院及养老院等计划还没有完成。他希望在政府及民间的支持下，这个养老院计划能够尽快地实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造福千百贫苦无依的老人，使他们能安度晚年。”113
由于李延年的大呈辞来得突然，令华人社会震惊，一时议论纷纷。有人相信他的确是因为身体健康出问题，避免影响有关华团的会务，干脆辞职，充分表现其负责任的处事态度，但有人怀疑，他突然之间辞去所有职位，是因为担心在雪兰莪中华大会堂董事会复选失利。对于他的辞职，华人社会的评价也不一致，有人认为李延年身兼太多华团要职，对华团发展不利，他的辞职是华团领导层迈人新纪元的大好机会。114
有人甚至对他为华人社会所作的贡献提出质疑，陈金祥在<李延年时代的结束>一文中，认为李延年于事业上立业，于慈善上积德，但对华人社会却没有立下显赫功业，他说：他已经立了业，也积了德，可是对于在华人社会立功方面，却较为笼统，因为没有一件大事，明显地确立，值得大书特书，成为历史，例如无法在雪中华大会堂推动一项大计划，获得成功，包括新大厦计划、团结措施或文化建设，又如无法针对某项政府政策提出建议，获得解决或领导华人树立应变的策略与步骤，推展共同意愿的统一措施。115
坦白说，这些批评是太过严苛了。其实，大多数的华团，选择领袖的最大要求，主要是视乎领袖在金钱方面的贡献，领导素质反而其次。对许多华团而言，积德与立功是不容易分清楚的，没有在金钱捐献方面的积德，就不会有会务推展上的立功。李延年之所以能在华团身居高职，原因就是如此。当然，这并不表示除了金钱，对华团领袖，就不能有更高的要求。以李延年来说，他的领导的确有很多不足之处，不过，必须再次强调的是，李延年领导华团，确实做了不少的事，他领导的华团几乎都有明显改变。1982年9月19日，在一个欢送李延年的宴会上，继任雪兰莪中华大会堂会长一职的邱祥炽，对李延年的贡献，就做了比较符合实情的评价，他说：丹斯里李延年博士在长期领导及参与工作期间，曾对所领导的社团及学校作出直接的慷慨捐助，使会务及校务获得更大及更顺利的发展，又丹斯里李延年博士长期领导的社团，在过去几年中都起了不少变化。在他的任内，各社团不但有显著的新建树，且为社团的发展开创新的方向，呈现新的历史轨迹，和产生更大的影响力。116
李延年为华团带来种种新气象，在华团的历史里，已经值得大书特书了。另外，1983年3月9日《南洋商报》的社评，对李延年的贡献，也写得十分中肯：丹斯里李延年博士过去七年中，一下子担承下来数以十计社团之领导重责，更是一种大无畏精神的表现。说他有领袖欲，一下子揽下这些社团的领导权，这是不公平的。与其说他需要社团的领导权，不如说是社团需要他，他是在客观需要的情况下，担承起来社会所托付的重责。最后的事实是，他在生前，已经把更健全更具活力的十个社团，完整的移卸给接班人。这证明，他为社会做出的，是无保留的牺牲与贡献。117
七、结语
虽然有人怀疑李延年的辞职，另有别情，但事实是李延年辞职不到一年，就于1983年3月7日病逝于吉隆坡私宅，享年七十七岁。他是因为健康问题而辞职，应该是无可疑的。如前所述，李延年在七十年代曾经患过大病，加上年事已高，他领导华团期间，健康极可能一直都有问题。
李延年领导华团当然有可以批评的地方，不过，他的功劳却不可忽略。如果说李延年担任太多的华团要职是不健康的现象，那么应该检讨的是华团本身，而不应该完全归罪李延年。李延年来者不拒的态度，当然不值得鼓励，不过，他领导的华团都有很好的表现，那就无可厚非了。他一生热心社会公益，生命中的最后十年，既年老，又体衰，却还要承担繁重的华团领导工作，这绝对不是容易的事。
李延年的见识与能力，若与比他更早的儒商陈嘉庚或李光前比较，也许有一段距离，但李延年的诚意与努力却应该值得肯定。商人领导华团常令有识之士不以为然。不过李延年却无论如何都可以算是一个合适的人选。他在出钱之余，还能将华团领导得“更健全更具活力”，如此说来，他也该算是一个成功的华团领袖。
注释：
1．蕈云：(从李延年的辞职谈起——华团领导层迈入新纪元>，《文道》第21期(1982年9月)，页6。
2．何启良：(独立后西马华人政治演变)，收入林水檬、何启良、何国忠、赖观福编：《马来西亚华人史新编》第2册(吉隆坡：马来西亚中华大会堂总会，1998)，页84。
3．郑维忠：<丹斯里李延年博士传>，《南洋商报》，1983年3月8日。
4．刘成业：<漫话永春纸织画>，《马来西亚永春联合会40周年纪念特刊》(吉隆坡：马来西亚永春联合会)，页228-229。
5．郑维忠：<永春纸织画>，《马来西亚永春联合会银禧纪念特刊》 (马来西亚永春联合会，1984年2月)，页60。
6．这是原籍永春的林连玉对李桂亭纸织画的评价，他为马来西亚永春联合会银禧纪念撰写对联，将永春的桂亭纸织、桃陵书法以及翘松诗词，并列为三绝，他的对联如下：“桃陵书法翘松诗词桂亭纸织，三绝思前哲；岵山荔枝前溪碧桃太平紫李，上珍忆故乡”，见《马来西亚永春联合会银禧纪念特刊》，页53。
7．郑维忠：<丹斯里李延年博士传>，《南洋商报》，1983年3月8日。
8．李家耀：<西朗老人自述)，钟瑜编：《李家耀专辑》(吉隆坡：马来西亚艺术学院东方艺术研究中心，1995年4月)，页5。
9．碧澄：<慈善老人李延年)，《马来西亚华人创业传》(吉隆坡：马来西亚中华大会堂总会，1998)，页259。
10．李家耀：<马来西亚永春联合会前身——南洋永春同乡总会>，《马来西亚永春联合会银禧纪念特刊》，页98。
11．关于李延年的教育程度有几个不同的说法，根据郑维忠记述，李延年受过中学教育，并且有到日本学医的打算，见郑维忠：<丹斯里李延年博士传)，《南洋商报》，1983年3月8日。李家耀后来回忆在家乡旧事时，也有此说，见李家耀： <西朗老人自述)，页6。不过，李延年在一次访问中，提到自已只正式受过两年教育，见《南洋商报》，1977年6月真6日。无论如何，可以肯定的是，李延年的教育程度远远不如李家耀。
12．杨力、叶小敦：《东南亚的福建人》(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3)，页32。
13．泉州华侨历史学会编：《侨史》第1辑(1982年)，页33。转引自杨力与叶小敦：《东南亚的福建人》，页32-33。
14．李家耀：<马来西亚永春联合会前身——南洋永春同乡总会>，页98。
15．同前注。
16．郑维忠：<丹斯里李延年博士传>，《南洋商报》，1983年3月8日。
17．同前注。
18．李家耀：<马来西亚永春联合会前身——南洋永春同乡总会)，98。
19．路 之： <马来西亚著名画家李家耀)，韩省之、卫扬勤编：《海外杰出华人》(北京：时事出版社，1987)，页158。
20．李家耀：<西朗老人自述)，页6。
21．李家耀：<马来西亚永春联合会前身——南洋永春同乡总会>，页99。
22．方 吉：<马来西亚大实业家丹斯里李延年)，《地平线》第22期。转引自《马来西亚永春联合会银禧纪念特刊》，页355。
23．李家耀：<西朗老人自述)，页6。
24．同前注。
25．李家耀：<马来西亚永春联合会前身——南洋永春同乡总会)，页98。
26．同前注，页99。
27．《南洋商报》，1977年6月16日。
28．郑维忠： (丹斯里李延年博士传)，《南洋商报》，1983年3月8日。
29．《南洋商报》，1977年6月16日。
30．同前注。
31．同前注。
32．根据碧澄的记述，事情恰好相反，侯细玉是因为与李延年结婚，才“跟着丈夫皈依天主教”，见碧澄：<慈善老人李延年>，页26。这个说法恐怕有误。侯细玉既然曾在修道院受教育，与天主教早有渊源，极可能婚前已经是天主教徒。事实上，据笔者从李延年知交处打听所知，侯细玉一直是虔诚教徒，李延年才是受妻子影响而信奉天主教的。
33．郑维忠：<丹斯里李延年博士传>，《南洋商报》，1983年3月8日。
34．<吉隆坡永春会馆>，《马来西亚永春史料》(1991)，页22-24。
35．《南洋商报》，1977年6月16日。
36．方吉：<马来西亚大实业家丹斯里李延年>，页355。
37．碧澄：<慈善老人李延年>，页259。
38．郑维忠：<丹斯里李延年博士传>，《南洋商报》，1983年3月8日。
39．陈嘉庚：《南侨回忆录》(香港：草原出版社，1979)，页414-420。
40．《南洋商报》，1977年6月16日。
41．Li Dun Jen，British Malaya：An Econom Analysis (Kuala Lumpur：Institute for Social Analysis，1982)，p.85．
42．李成枫讲述，郑治安整理：(半世纪来的雪州树胶业)，《雪兰莪中华大会堂庆祝五十四周年纪念特刊》(吉隆坡：雪兰莪中华大会堂文教委员会，1977)，页298。
43．郑维忠：<丹斯里李延年博士传)，《南洋商报》，1983年3月8日。
44．李成枫讲述，郑治安整理：<半世纪来的雪州树胶业>，页298。
45．蕈云：<从李延年的辞职谈起——华团领导层迈入新纪元>，页5。
46．郑维忠：<丹斯里李延年博士传)， 《南洋商报》，1983年3月8日。
47. 黄枝连：《马华社会史导论》(新加坡：万里文化企业公司，1971)，页48-49。
48．同前注，页72。
49．《南洋商报》，1977年6月16日。
50．郑维忠：<丹斯里李延年博士传>，《南洋商报》，1983年3月8日。
51．李成枫讲述，郑治安整理：<半世纪来的雪州树胶业>，页299。
52．《南洋商报》，1983年3月9日。
53．碧澄：<慈善老人李延年>，页261。
56．陈玉水：<乐善好施遗爱人间——悼慈善家丹斯里李延年博士>，《南洋商报》，1983年3月8日。
57．同前注。
58．《光华日报》，1983年3月8日。
59．碧澄： <慈善老人李延年>，页2620
60．James V.Jesudason，Ethnicity and the Economy：the State，Chinese Business, and Multinationals in Malaysia (Singapore：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9) ，p.63.
61．碧澄：<慈善老人李延年>，页261。
62．《南洋商报》，1977年6月16日。
63. 陈玉水：<乐善好施遗爱人间——悼慈善家丹斯里李延年博士)，《南洋商报》，1983年3月8日。
64. 《南洋商报》，1983年3月9日。
65. 蕈云：<从李延年的辞职谈起——华团领导层迈入新纪元)，页6。
66. 《南洋商报》，1983年3月9日。
67．《通报》1977年6月3日。
68．《雪隆李氏宗亲会金禧纪念特刊》(1999年)，页56。
69．《星马人物志》第2集，页265-266。
70．《光华日报》，1983年3月8日。
71．《通报》，1977年6月3日。
72．陈玉水：<丹斯里李延年博士光荣引退>，《南洋商报》，1982年7月1日。
73．蕈云：<从李延年的辞职谈起——华团领导层迈入新纪元>，页6。
74．郑维忠：<丹斯里李延年博士传>，《南洋商报》，1983年3月8日。
75．《南洋商报》，1983年3月9日。
76．《南洋商报》，1978年9月20日。
77，黄枝连：《马华社会史导论》，页94-102。
78．HO Khai Leong，The Malaysian Chinese Guilds and Associations as Organized Interests in Malaysian Politics，Monograph，No.13 (Singapore：Department of Political Science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1992)，p.9．
79．《星洲白报》，1975年5月23日。
80．《南洋商报》，1983年3月19日
81．陈玉水：<乐善好施遗爱人间——悼慈善家丹斯里李延年博士>，《南洋商报》，1983年3月8日。
82．《回顾与前瞻：雪兰莪中华大会堂58周年堂庆纪念特刊》(雪兰莪中华大会堂，1982)，页58。
83．同前注。
84．《星洲日报》，1976年7月31日。
85．郑良树：(论中华大会堂五十二年来的贡献)，《雪兰莪中华大会堂庆祝五十四周年纪念特刊》，页121-133。
86．《星洲日报》，1976年8月24日。
87．《回顾与前瞻：雪兰莪中华大会堂58周年堂庆纪念特刊》，页16。
88．《星洲日报》，1976年2月28日。
89．《星洲日报》，1976年7月31日。
90．《新明日报》，1986年10月20日。
91．《吉隆坡暨雪兰莪中华工商总会八十周年纪念特刊》(吉隆坡：吉隆坡暨雪兰莪中华工商总会，1984)，页17。
92．《马来西亚福建社团联合会30周年纪念特刊》(马来西亚福建社团联合会) 页10。
93．杨柏志：<精武体育会史略>，《一九七九年全国精武嘉年华会特刊》(雪兰莪梢武体育会，1979)，页71。
94．《马来西亚中华大会堂总会6周年特刊》(马来西亚中华大会堂总会，1998)，页17。
95．《星洲日报》，1978年9月15日。
96．《华商报》，1982年1月9日。
97．蕈云：(从李延年的辞职谈起——华团领导层迈入新纪元)，页6。
98．《南洋商报》，1983年3月9日。
99．《雪兰莪华人总商会会讯》，第1期(1976年4月30日)，页6-9。
100.《雪兰莪华人总商会会讯》，第6期(1976年9月30日)，页14。
101.《马来西亚福建社团联合会特刊》(马来西亚福建社团联合会，1976)，页6。
102.《吉隆坡暨雪兰莪中华工商总会八十周年纪念特刊》，页110。
103.《雪兰莪中华大会堂72周年特刊》(吉隆坡：雪兰莪中华大会堂)，页143。
104．《南洋商报》，1981年8月4日。
105．《雪兰莪华人总商会会讯》，第1期(1976年4月30日)，页8。
106．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Vol.103，No.4 (26 January l979)，pp.20-21.
107．同前注。
108．《南洋商报》，1978年8月25日。
109．林开忠：《建构中的“华人文化”：族群属性、国家与华教运动》(吉陆坡：华社研究中心，1999)，页169。
110．刘祟汉：<独立后华人乡团组织>，收入林水檬、何启良、何国忠、赖观福编：《马来西亚华人史新编》第3册，页394-398。
111．陈金样：<李延年时代的结东)，《通报》，1983年3月10日。
112．《南洋商报》，1982年6月27日。
113．陈玉水：(丹斯里李延年博士光荣引退)，《南洋商报》，1982年7月1日。
114．蕈 云：(从李延年的辞职谈起——华团领导层迈入新纪元)，页6。
115．陈金祥：(李延年时代的结束)，《通报》，1983年3月10日。
116．《雪兰莪中华大会堂与你》 (雪兰莪中华大会堂总务组，1983)，页35。
117．《南洋商报》，1983年3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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