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文虎

一、前言

　　长期以来，胡文虎是一个争论性人物。传言说他走私鸦片，印钞票而发达；他跟陈嘉庚闹上法庭，树敌众多；他行善的动机，褒贬不一。办报纸，嫌疑就更重了，说纯粹为了打广告；他与国民党党要过从密切，就被视为属国民党派人物；尤其是他那东京之行，更遭人疑为汉奸。1949年10月1日，中国大陆政权易手后，胡文虎与广州地方政府闹纠纷，关系坏到不可收拾。结果所有产业被没收，胡文虎撤离大陆。有趣的是，1983年5月20日，福建人民政府决定，退还给其家属所有在胡氏名义下的产业，并且受到平反。1　至今有关胡氏生平和事业的中英文著述，大大小小都有。大者如康吉父与张永和用相同书名的《胡文虎传》，两者各有偏重：前者属新闻叙述类，分析不足。后者则像一首赞美诗，不够严谨，但也不乏原始文件资料之类的收录。寄丹著的《报业豪门：胡文虎，胡仙传》资料丰富，缺点是偏於资料的堆砌，且没有注明出处。 Sam King的Tiger Balm King，着重故事的情节，虽然部分史实有待商榷，但以作者曾经在新加坡虎报任职三年，耳闻目览，必有所知。从作者技巧地，勉强透露两件事之叙述，可见其求真和存真态度之一斑。作者暗示胡文虎之第二公子，实际上是他与其女佣生的，此其一。2　作者描述胡氏之亲信跑腿，如何趁人之危，利用人走私鸦片，险遭逮捕之事，然而没有交待或暗示，究竟谁是主谋人，此其二。3　他曾采访过以下胡家成员，相信得到不少宝贵的内情讯息：胡山夫妇、胡氏第三老婆黄玉谢、胡仙、胡清才妻子、早年从仰光随胡氏南来的个人助手Soon Sit Aye、长年在永安堂任经理的Aun Ee Han、从缅甸南来的老职员Saw Teik Leong。4　《星洲十年》之<胡文虎事业史略>一文。似乎是庆功类的记录，详细记载了胡氏1940年之前在慈善，公益、教育、报业、企业发展等等，乃是研究胡氏不可忽略之作，至今它是唯一保存胡氏丰功伟绩最齐全之记录。其主编为关楚璞，编辑有郁达夫、姚楠、张礼千、钟介民、许云樵、张匡人、李保贞，其阵容来头可不小。事关胡文虎之声誉，所记载不可能太离谱，何况他树敌众多，相信出版前，他必定亲自翻阅过。该册出版时，正是他事业成就达到顶峰，身晋美金千万富豪级之时。其次是无名氏著的《胡文虎发达趣史》，记载了些鲜为人知之事。从书内容得悉，作者是新闻界有一定身份者，且深知有关胡氏各方面之内情。此书在澳门而不在香港出版，又不明署作者姓什名谁，其中必大有文章。作者在叙述行文叫，有意无意地贬低胡文虎的形象，笔者怀疑他可能与胡氏有过节。谈到专刊出版，要算福建省龙岩师专的《胡文虎研究》了。其所登载的论著，大部分立场鲜明，且多溢美之词，但仍不乏有资料性的尔西。洪卜仁和孔永松撰写的(胡文虎在香港沦陷期间的大节一还胡文虎的历史真面目)，是一篇下过功夫的学术性论文，然亦有其疏忽之处。就笔者所知，大陆学界持的一般论点，认为胡氏不是汉奸，也没媚敌。除了这些，还有因慕其名，写些追忆性的记述，也有传奇式的故事。总的说来，它们都从不同的角度和各个方面，提供了研究胡氏的生平和思想的方便。史学乃是一门综合学科的分析学，如何综合分析这些似乎是史实的资料，而不至于被困於人文的领域里，乃是笔者努力的方向。研究胡文虎，困难是有的，主要是资料太过分散。胡氏曾经在四个地方生活过。1882年到1892年在仰光，该年离家到永定，一直住到1896年才返仰光，开始其学习中药助父经营的生涯。 1923年到新加坡外设分行，后来在新加坡设厂，把总部移过来。那时他主要来往于新加坡，香港，仰光等地。1929年他在上海设立分行，活动重点转向大陆，但住在香港。战时战后大部分时间都住在香港。可见有关胡氏的资料，是不集中的。在短短的期限内，实无法搜集齐全，此乃本文之大局限。另者，笔者感到困惑的是，上面提到的各著述，对同一件事的年代，互有出入。为了搞清楚，笔者还在继续考究中。研究日治时朋的胡文虎有两份关键性的文件，一是胡氏东京之行和他事後作的澄清。前者是以日文记录的胡氏与东条之对话。汉译有两个不同译文，笔者采用的是段梅翻译的。关于两译文之取舍，请参阅第十二节有关注脚。对过于戏剧性的事件，笔者以孔夫子存疑的态度，暂且不用。5 英殖民地政府遗留下的档案，篇幅不少，笔者暂时无法涉猎。故只好根据现有资料，实事求是地完成此文，容他日再增补。希望学界能多方协助，完成心愿，则不胜感激。6
　

二、时代背景

　　胡文虎出生在英国殖民地缅甸，当时的东南亚除了暹罗，都是西方列强的殖民地。其中某些殖民地，因中国天灾人祸，大量贫困移民的涌人，而得以开发。虽然他们辛勤地把人烟未及的大片丛林处女地，开辟成人烟稠密的一座座村庄和城镇。大部分人，除了海峡殖民地华人，却从来没有想过要落地生根。殖民地的不平等待遇，种族歧视的遭遇，也就引发了无可奈何的心绪，遂促使他们把前途寄托于一种不切实际的期望：他们希望中国富强起来，为自己争一口气。这种冀望心理，突出地表现在抗日救亡时期的大动员。战后各殖民地民族主义抬头时，也就是这种暂居异乡的华侨心态，防碍了及时把抗日动员的洪流导向内，反而更深地卷人中国的内战。即使是阶级意识重于民族意识的马来亚共产党人和左翼人士，处于那民族深重危机的时刻，也摆脱不了中国情结。既然在外难以生存，回国吧!胡氏正是以这种侨民心态，在战后积极号召南洋华侨投资建设福建，搬回老家去。

　　胡文虎呱呱坠地时，正是大清王朝走向腐败衰亡的年代。早在他出生之前四十年，在中国发生了鸦片战争，在炮艇政策和强权压境，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中国人从来没有像自满清末年以来那样，忍受外人百般欺负，历尽了艰辛，种种令人无限悲痛的民族耻辱竟然有一百个之多。堂堂一个中华大国，竟沦为列强争夺原料和市场的半殖民地。

　　另外，晚清灾荒之多，直接导源于内部政治腐败，7 加之割地赔款，沉重地增加了农民的负担。舶来品的廉价倾销，无情地打击了中闷的传统手工业，农村破了产，致使大量失业流民，移民出国。帝国主义在世界四处扩张，需要大量劳动力开拓殖民地。他们到中国沿海一带，通过代理人，拐贩华工，中华民族变成了“猪仔”，一船船地离乡弃井。8 他们是近代中国历史悲剧的产物，也同时是在世界各地，与当地人民共同开天辟地的功臣。
　

三、胡氏思想

　　胡文虎出生在一个贫寒的小本经营者的家庭，他曾在那儿读了四年的书。胡氏是个进取，善于开拓的企业家，虽然他出生在一个父母皆信佛的家庭，但却不相信宗教宿命论和迷信之类。他指出人们之所以陷入迷信，是因为有过度的欲望而求於神，所以他只对佛教哲理有兴趣。9 他也提及因果报应，10 实际上谈的是互为因果的哲理。胡氏曾经坦白地面告香港虚云老和尚，他无礼佛的习惯。他与佛之缘，是因父母信佛的关系。11 有趣的是，他辞世时，“遗体遵佛教荼毗。”12

　　胡氏不信神 13　是位具有人定胜天强烈信念的企业家。这与他在永定读了四年书，受到孔孟思想的熏陶有关。他奉行儒家的基本做人价值观，以佛家行善为怀，14　把父亲悬壶济世的善行，结合企业的发展需要，施诸于四海。他说，“窃念先父生前笃信佛，故鄙人一体先君慈悲救世之旨，以为立志基础，一本忠孝仁义，以为行事方针。”15　他对忠的理解，就是忠于国家为先，爱国不落人后。他对孝的理解，从狭义的孝顺父母，扩大到广义的社会救济，如捐建养老院，资助年老贫侨回大陆，甚至施棺木。他对仁的理解，是从孟子的“侧隐之心，人皆有之。出发，建医院、接生院、资助救伤队、红十字会之类。他对义的理解，就是他应该对社会国家负一定的责任，他说：“即本诸‘以社会之财，还诸社会，之义，致力于救国救灾慈善文化事业…。”16

　　胡文虎终身致力慈善，公益和教育事业，资助孙中山先生讨伐陈炯明和蒋介石北伐，以企业救国的抱负，支持训政建设，计划在闽西和广东扩展铁路，补助孙氏全国铁路建设计划，积极支持抗日运动，救灾救难，以及战后号召和发动组织福建经济建设公司等一系列的活动，17　都体现了他儒佛并重的思想。

　　胡文虎究竟是个企业家，他实干而不说教。但到了国共内战，弄得民不聊生，百业萧条时，他把战乱之因，归咎于腐败贪污，在1947年双十节的《星洲日报》社论上，署名警告当局，如果不制止贪污腐败，则会重蹈满清灭国的覆辙。18　如何救国呢?

　　他想到了儒佛思想，觉得必须提倡道德教育，培养出有道德观念的新一代。1947年9月 1日，他在香港别墅，接见了前来弘扬佛法的虚云老和尚，宣布捐一万亿元国币，建立南华寺义学校。他希望这所学校能以忠孝仁爱信义和平的精神，灌输下一代儿童，培养有德性，不贪污的良好国民。19 接着下来，1948年他又捐二十万元，兴建槟城菩提学校，20 是时他已年届六十八岁。国民政府的贪污腐败，固然令人痛心；他在各银行巨大的存款，也天天贬值。他的心情，可想而知。当记者询问他办校向来委托别人，为何破例亲上槟城?他感慨地说：佛教为吾人祖宗二千余年来所崇拜，其惩恶劝善，牺牲救世的精神，与中国固有道德，忠孝仁爱信义和平有相吻合之处，所以佛教输入中国，与儒教互相融合，而不致冲突，吾人虽多崇拜儒教，但同时受佛教之影响者亦甚深。佛教之舍身救世的精神，就是牺牲自己个人的幸福，为社会人群服务的最高道德。

　　如能得此教义普及世界，则现在社会上一切损人利己的欺诈盗窃、贪污、甚至杀人越货的现象，自可避免，我认为佛家所说“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精神，为人类服务精神的最高表现，实值得吾人提倡。21

　　胡文虎自小受中华传统文化的熏陶，自然对中华文明有深厚的感情，民族意识也随之而来。胡氏一有机会，就在公众面前，宣读总理遗嘱；譬如，运动大会开始前之致词。他对孙中山先生的民族主义，一定是不陌生的。譬如他到了槟城，不下榻于英人办的豪华海滨大酒店，宁愿选择了拥挤的华人办的现代旅店。直到1950年，该酒店被庄氏集团买了过去，他才同意住进去。22　这与他遭遇到一系列不适意的事有关。他在仰光当众骂了一位太平局绅，指责他是殖民地的走狗，而遭致陷害。缅甸英殖民地政府怀疑他印钞票和走私鸦片，派英警突击搜家和工厂，但均找不到证据。23　由此有关他走私鸦片和非法印钞票之事，也就传遍千里。胡文虎究竟有否干这些事，英国殖民档案里，可能有记录。他的弟妇病了，进住不了第一等病房，因它只是保留给欧洲人享用的。24　他对半殖民地的上海公园门口挂上中国人和狗不准进入的字牌，甚至连耶加达的游泳池，也只准白人和日本人享用，25　大感不乎。他以行动作出了反应：

　　(本人)特在本坡自建游泳池，只准华人游泳，在香港及各处，稍置园圃别墅，均公开任同胞游览，凡此皆非为求盈利及自求舒服起见，无非为国家争回些少体面。26

　　胡氏只讲了一半，知情人胡梦洲补充道：先生为雪洋人辱华之耻，拒绝洋人欣赏园景，同样悬牌揭示於花园门口：“只准华人进入。”此为港澳同胞及各地游客所乐道者也！27

　　胡梦洲战前曾长期担任福州永安堂经理，后任《星闽日报》社长。1949年后，任《星迟日报》经理，是胡文虎的老伙计。28

　　除此之外。胡氏强烈民族意识的形成，与舶来品的倾销，严重地阻碍了民族资本的发展有关。 《星洲日报》创刊的第四天，就见有以 “中国纸业之危机”大字标题报导谓， “自宣统元年至今不过二十年，而纸类进口之数，自华银三百余万两增加二千五百余万两，”29　胡文虎感到最不安的是，中药销路在西药的竞争下，每况愈下。为了挽救中医和中药，胡氏曾写信向蒋氏求助。向当局求援，几乎是自民国开元以来，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为了图存，长期展开国货运动中，不断出现的事。从下面节录的一段，可知民族资本困境的一斑：

　　……窃查本国人民，操业在医药两业范围内者，当不下二千万名口，全国药材出产，价值所入，亦有四千万元，似此重大关系，岂可任其坐废，颠连无告，而西药进口逐年加多，调查竞有二万万元，殊可惊人，识者怆怀一国经济，将近破产，莫不引以为隐忧，国内外人士，年来提倡国货，大声疾呼，惊心动魄，而药材出产，药品制造，实为国货一大宗，万不能不设法保护，今次文虎漫游他邦各埠，调查现状，更有痛心之处。30　半殖民地的中国市场，实际上是个战场；虎标良药斗日本仁丹，就是个很好的例子。抗日时期，重庆永安堂分行得到胡氏支持，组织几组宣传队，深人民间，宣传买国货，打倒日货，一时良药销售量大增。日方反应强烈，竟用飞机把重庆分行轰炸一番。31　属于民族资本的民生公司与美商捷江轮船公司、日商日清公司、英商太古轮船公司间可歌可泣的存亡竞争，实际上就是一场战争。32

　　很明显，处在帝国主义时代的民族资本，受到的压力是多方面的。而孙中山先生的新三民主义，也就自然成为民族资产阶级的共同纲领了。1924年，胡文虎曾捐三千元资助孙中山讨伐陈炯明和十万元协助蒋氏北伐，33　他的爱国热忱，反映了一般的觉醒。要发展民族经济，首先必须以武力统一中国，基於此认识，他把《星洲日报》转向支持蒋氏统一中国。34

　　冀望国家统一，有个稳定的政治环境和健全的法律体制，以便发展工商业，通过实业救国建设国家，一直是华商的共同愿望。二战后国共不断的军事冲突，不利中国工商业的恢复；他们渴望国共和平协商停止内战，希望当局通过法令和行政手段，保护民族工商业，加强其竞争地位。他们热爱家乡，在备受外来的经济、政治和文化侵略时，就更加引发对五千年文化的思念。胡文虎在中国广泛的公益、慈善、教育事业，抗日战争中的热烈救亡活动，国共酝酿内战时期，他积极发动号召海外华侨大规模经济建设福建，失败后对国民党当局靠外援打内战，在报上大表不满。35　所有这些活动，显示出华商的利益和民族感情，是紧密地与国家的命运连在一起。

四、出生成长

　　1882年，胡文虎在缅甸仰光出世。母亲李金碧是当地潮州侨生，父亲胡子钦于太平天国动乱末期，从福建永定县中川村移民到仰光，开设中药铺，悬壶济世。生养三男一女，长男文龙早逝，文虎排二，文豹排三。

　　有关胡文虎童年生活的记载不多，根据与他过从甚密的胡知非，就所知回忆，打起架来文虎必定打到对方求饶，见血後才停手。36　根据江斌，胡喜欢结交各类朋友，包括九流三教。常常在外浪荡，深夜始归，37　根据写《胡文虎发达趣史》的无名氏，胡青少年时，好胜心极强，且不讲理。常结伴当街调戏妇女，或拿着棍子当街骚扰过路人。38　以上作者，基本上是根据胡文虎兴致勃勃，谈到童年往事，自鸣得意时之回忆。其之是否过于夸张，姑且不论，但从中亦可窥见他氏性格成长过程之一斑。既然青少年时，已经那样好勇斗狠，当提到他在社会上，横冲直闯时，就不至于会感到惊奇了。除此之外，Sam King也有类似的叙述。

　　虎豹兄弟，前者性格外向，后者则温驯内向，实为成年后当世之韩信与萧何，一主外，一主内，共创宏业。子钦送两子上英文学校，文虎自小好动顽皮，经常逃学旷课。如遭致老师图加体罚，则出示小刀，老师愤而辞教，就这样前前后后换了十个之多。39　终于文虎被学校开除，40　其父无可奈何，只好送他回家乡，人私垫续学，时年方十岁，留下文豹继续上英文学校。

　　文虎来到了闽西穷乡僻壤之永定中川村，一住就四年：念的是私塾，接触到的是中国传统文化，纯朴的平民生活。顽皮成性的他，好玩逃课的习性，一时改不过来。但对古典小说却情有独钟，喜读《西游记》、《水浒传》、<三国演义》，深受其影响，尤其是宋江“于家大孝，为人仗义疏财，”4l　的侠义故事，在幼小的心灵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象，42　引发终身的共鸣。

　　在文虎的心目中，宋江就是他崇拜的英雄。故此当他说要“自我得之，自我散之，以天下之财，供天下之用”之时，43　听了不会令人感到奇怪。这句话，就好像是宋江说的。这是他在1939年8月22日，对着出席客属总会十周年纪念大会各属会代表说的。发达后的“老虎”(家人如此称呼他)，经常因忍不住而仗义执言，无不体现宋江替天行道的精神，例如他得悉许多马来亚华人被紧急法令递解出境，就在报端上大表不满。44　康吉父赞叹说，“胡文虎的为人，慷慨任侠。”45　不是没道理的。

　　胡文虎在家乡也喜爱看街戏，剧中的孙悟空，那种千变万化的神通，千面人的背后，对唐僧尽是忠心耿耿的故事，也可从他身上看到。46　处于国难当头，人际关系极其复杂的中国社会，他却能处处化险为夷，飞黄腾达，事非出于偶然。他后来在内战时期，通过报章对国民党腐败贪污，大事鞭挞；广州易手后，又因该市共产政府税收不合理，坚决抗争到底，无不显示“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的猴王精神。47

　　胡文虎后来发达了，对那些装模作样或喜欢做作的人，和恭维之词，感到非常不耐烦，总是以傲慢态度待之。这与他青少年时来往和接触到的思想感情纯朴的贫民，形成强烈的对照，因而产生的心理回馈不无关系。他喜欢与下层普通平民交谈，因为他感到非常的自在。根据Sam King，胡氏在新加坡时，感到最轻松的时刻，莫过於亲自到菜市去买菜，与菜贩扯一两句；或到街边水果摊买水果，与小贩Ah Keh扯家常。48　就在闲谈中，胡氏学到几招如何解决妻妾间的紧张关系。他对贫穷人家的感情，单从他后来施棺方面可知一二。截至1938年，他总共捐了3627具，而且每具另加捐款。49

　　缅甸仰光街头的打斗，永定客家山村的贫困生活，村民的勤劳纯朴和强悍性格，与社会下层同辈的来往，传统的儒家文化道德教育，客家人千百年来流离迁徙累积的生存智慧，与不友善环境聚众搏斗的民风，对胡文虎性格的形成，无不起着潜移默化的影响。

　　1896年秋天，子钦前来永定，接文虎回仰光。那时文豹已在一间西药店任职以补家用。年方十四岁的文虎，白天跟父亲学中药，晚上则继续读书，与父亲在一起的时间也多。他还记得，父亲时常提起林则徐，讲他烧鸦片的故事，印象非常深刻。后来他在香港万金油花园半山上，筑了一个亭，内置放林则徐泥塑像。50　1906年，他与来自槟城的惠阳客籍人郑炳凤结婚。51 1908年，子钦辞世，文虎时年二十六岁。因子钦信佛，平日行医多施药济贫，积蓄有限，身后无钱殓葬，文虎不得不典当其妻的一对金脚镯，52　以完成身后事。

五、奋发创业

(一) 虎标良药

　　其父去世后，遗留下一间业务不振的永安堂国药铺，还欠下一笔债。幸亏文虎得其母之助，把生平积蓄，交给他还债以谋求发展。他来到香港，还清了父亲所欠之债。随后到中国、日本各国考察，物色商机。文虎善思求变，勤奋上进，日夜工作近二十小时。终据考察所得，深切感到若中药欲与西药争一日之长，非得改进不可。遂和其弟研究中缅药物，聘请多名西药师，试制成多种后来风行全球的虎标良药：万金油、八卦丹、清快水、头痛粉，其中以万金油最为抢手。胡文虎从创业到逝世，虎标良药的发展，经过累积资本，盛衰和转机，四个阶段。从1910年代在仰光发迹，1923年在新加坡设立分行，到1929年在上海设分行，是累集资本的第一阶段；之后到他被软禁在香港，属兴盛期的第二阶段，和平后至1949年是衰弱期的第三阶段；1950年以后，属转机时期的最后阶段。胡文虎捷思果断，当欧战正在演变成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消息传到仰光时，他即刻说服其弟，务须在物价飞腾之前，赶紧趁低价囤积制药原料。他把能从市场上弄到手的，都抢购一空，结果他们发了大财。战后和平恢复时，他们也就成了百万富豪。53　经过初步的资本累积，胡文虎开始向外发展。

　　永安堂生意自仰光起步，1921年扩充到暹京开分行。胡氏经常四出调查市场，远近不拒。1923年，他考察到新加坡，见其优越地理位置，遂设立分行。短期间销量大增，仰光药场增产亦供不应求，可见其眼光之独到。为应付印度和东南亚市场之需，1926年胡氏遂在新加坡另开设工厂，随着产量倍增而发展成为总厂，取代了仰光药厂的地位。二十年代，是他资本累积的重要时期。胡氏初到星洲开拓市场时，几乎受当地大埔客控制的药材铺，都不愿卖虎标良药。他急中生计，把私家车改头换面，装上了老虎头，车身涂上老虎斑纹，把喇叭变成发出老虎吼叫声，经常在新加坡街道，游荡打广告。54　激烈的竞争非常适合胡氏的性格，这时期他被卷入了表面上是因对中国赈灾意见不同，实质上是与陈嘉庚争夺社区领导权帮派之争。加之他不择手段的广告术，激烈的商战，终于闹上法庭。

　　胡文虎在新加坡站稳后，等待适当时机，北上向中国扩张，开始他的发展第二阶段。 1927年4月18日，适逢蒋介石定都南京，以蒋氏为首的国民政府，1928年10月26日发表了《训政宣言》，示意“不再以武力昭扬三民主义，今后得以从文施至于实行。”并许诺要实行孙中山的建国大纲。55　胡文虎看到了经济建设中华的契机，他提出具体建议，要从外人手中，夺回航运权。56　发展现代化民族工业，提出具体蓝图，计划在闽西扩建铁路，响应孙中山先生建立全国铁路网的大计。他后来对国民政府当局，迟迟没有实现诺言，感到非常失望。57

　　首先在同一年内，他先后在上海和香港设立分行，以香港为定居和营运中心，因为英国殖民地政府靠商业谋生，了解经商者的需要。58　之后，转向印尼，在口巴城、棉兰、泗水和马来亚的槟城，创办各分行。又同时进军中国各大城市，诸如汕头、厦门、上海、福州、广州、广州湾、汉口、昆明、贵阳、天津、西安、重庆和台北。起先其弟不赞同到中国发展，认为应先巩固地盘后，才作进一步打算。胡文虎认为中国同胞穷，人口众多，必需帮助他们；他要以更低的价钱，卖药给他们。59　中国地大人多，到处是穷人，薄利多销的效应，宛如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永安堂日后在中国赚了不少钱，还在汕头建立了制药厂，可见胡氏确是个胸怀全局的企业战略家。

　　当时的上海，是中国工商业与金融中心，也是列强侵夺中国的据点，它是半殖民地旧中国的缩影，龙蛇出没的孤岛天堂。若没有通天的本领，永安堂就无法在那里立足，胡氏早就铺好这条路。孙先生征讨陈炯明和蒋介石挥军北伐，进行统一中国战争时，他都捐过钱。他努力的成果，从他能得到蒋氏在《星洲日报》创刊号上，亲笔题“星洲日报”四字，旁边还有其署名可见一斑。1930年秋，他通过国民党要员晋见蒋氏，“并参加首都民众欢迎蒋主席祝捷大会。“逗留期”司，他抓个机会宣布捐国币三十五万建立中央医院。60　这一炮，打响并提高了他在中国的知名度，也更进一步，拉近他和国民党政要人物的距离。1935年秋，他趁带领马来亚运动选手参加在中国举行全国运动会之便，和青帮首领杜月笙在上海交帖结拜为兄弟。有趣的是，黄金荣也是清帮老大之一，蒋氏在上海当股票经纪时，曾拜执弟子礼。可见，胡蒋关系又多了一重。难怪胡文虎不准许他的报纸骂蒋。这也可能是宋江讲江湖兄弟义气作祟吧。当然他心理明白，他的禁令在日军大敌当前，一定是行不通。更有趣的是，杜氏本人，也是位行善者，与胡文虎可说是“志”不同，道却合也。杜氏早在1927年4月26日南京国民政府发出通缉共产党首要今后，协助当局杀害共产党员，亿了大功，受到重用。胡氏选对了上海作为进军中国市场的桥头堡，他在中国各大城市，设立分行的同时，广做慈善事业，结交各方关键性人物，全面贯彻他的发展战略。

　　虎标良药竞争力强，除了胡氏别出心裁的广告外，货真价实是其要诀。根据新加坡麦波申路大安药铺黄老先生的回忆，万金油效力很灵验。胡氏市场销售的对象，是一般劳苦大众；他始终尽力保持低价，薄利多销，赢得广大的市场。当时的东南亚仍待开发，瘴气弥漫，蚊虫众多，是热带疾病丛生之地。几乎是万能的虎标良药，就成了家家产产必备之良药。尤其长期处于战乱的中国，人口众多，医药不足，穷人生病，正是虎标良药大行其道之时。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他被日军软禁在香港，不得擅自离家外宿。以目前所得资料显示，汕头药厂被日军毁坏后，香港另设厂以供内地之需。日军占领香港后，工厂仍旧继续生产。一度时期，虎标良药的专利权，给隶属於海军部的南进公司抢了去。后来胡氏利用了海军与陆军的矛盾，把专利权抢了回来。61 日军占领新加坡后，新加坡药厂也关了门。战时港人爱储存万金油，对港币、国币和日本军钞，没有信心。一来万金油可以治病，二来又有像黄金那样，有保值作用，三来又可转手炒卖，投机赚钱，故此万金油成了抢手货。尽管日军当局不准抬高售价，仍旧制止不了黑市价格的上涨。尽管价格波动幅度很大，大批万金油，还是继续流人内地。有趣的是，他特别对国币情有独钟。对内地来购买者，大开方便之门，他们可在国内指定之地，以国币过帐；到了香港，凭单取货，或兑换港币均可。就这样，战乱结束后，他在国内的国币结存额，前前后后加起来，几乎达到三千余万元。62

　　战后的永安堂，就与其他百业待兴一样，需从头再来。大陆易手后，永安堂和星系报业，全部停止营业。他把企业焦点，转移到东南亚。

(二) 星系报业

　　配合药品生意之扩展，胡文虎也同时开拓报业生意。1921年，他在仰光时，就开始与华侨陈兰生，许麾力和胡定军(其父早年侨居缅甸经营万福堂药房，与胡氏是同行)等合办《仰光日报》，由傅无闷参与主持筹备工作。仰光当时已有国民党的《觉民日报》，故《仰光日报》被视为叛党之物。63　后来他自己创办了《缅甸晨报》，64　1924年11月5日，在仰光创刊。65　在新加坡取得了由他资助的《星报》作为据点后，1929年1月15日正式发行《星洲日报》创刊号，揭开了星系报业王朝的序幕。下来是1931年7月10日发刊的汕头《星华日报》；1935年9月1日，在厦门出版的《星光日报》；1935年9月11日创刊的《星中日报》；1938年8月1日，在香港出版的《星岛日报》(日治时期，《星岛》变《香岛日报》，社长是胡山)；同年出版《星岛晚报》，《星岛晨报》；1939年元旦，在槟城出版《星槟日报》； 1939年2月，全盘承顶《总汇新报》(后改用原旧名《总汇报》)。1941年3月20日，胡氏成立了Sin Poh Amalgamated Limted，以管理属下各报。1947年10月，在福州出版《星闽日报》；1950年7月3日，在新加坡创刊出版《英文虎报》(1959年8月1日停办)；1951年元旦，在曼谷出版《星暹日报》和《星迟晚报》；还有香港的《英文虎报》；夭折的《重庆星渝》、短命的砂劳越《先锋日报》、胎死腹中的有广州《星粤日报》、广西的《星西日报》，云南的《星南日报》和上海《星沪日报》四份报纸。胡文虎有意在湖南办报，但不成。66　其他出资赞助的有耶加达的《天声日报》；此外还有日本占领时期的广州《公正报》 (社长也是胡山)；他也有计划过在北平、汉口、沈阳、和台湾办报。68

　　谈到《公正报》，究竟有否出版过，至今仍旧是个迷。除了《民国人物小传》71和《胡文虎发达趣史》之外，就笔者所看过的编著，都没有提到这份报纸。《北京图书馆馆藏报纸目录》69 和《上海图书馆馆藏中文报纸目录1862-1949》70　，均未见录。笔者感到困惑的是，提及《公正报》的趣史作者，不愿露面。何也?在澳门出版的《胡文虎发达趣史》，曾经在林霭民任社长的香港《正午报》，连载发表过。作者与《正午报》究竟有何关系?林霭民曾任《星洲日报》起步时的第二任总经理，71　深受胡文虎倚重，72　战后他出任《星岛日报》报社总经理。林氏的人事关系，极其复杂；除了总经理之职，他同时兼任国民党驻港澳总支部的常务委员，也与香港英方政治部有关系。73　他是因贪污，而离开《星岛日报》。74　如果《星岛日报》变《香岛日报》是被逼，那么这份报纸为什么要“公正”起来呢?这是否可能因与香港日本海军有关的南进公司的强夺虎标良药专利权有关，则不得而知。75　最大的可能是替他在广东省，打香港制造的万金油广告。当时广州湾、昆明，贵阳、重庆、桂林，分行仍旧照常营业。但是在战争状况下，由香港制造厂，运载到内陆各分行，实属不易。故此，《公正报》也可能是被利用来与广东省政府打交道的媒介。当时广东省省长，恰好是汪精卫之妻陈碧君的侄子陈春圃。76　胡文虎把万金油运到珠江三角洲市桥去卖，买食米运回香港。77　如果控制这水道的黑帮势力不给脸，78　广东当局又不准许，则此路不通也。

六、陈胡交恶

　　胡文虎初来新加坡时，人地生疏，他是福建省的永定客，也算是福建人，得到富商侨领陈嘉庚的款待，并介绍他加人怡和轩俱乐部。微妙的是，当时他找本地大埔人开的中药铺代销其药，但大多不乐意。79

　　胡陈都是领袖型的性格，然而性情却大相径庭：一个是我行我素，一个是处事稳健。陈国庆回忆说，“父亲的个性倔强，他想做的事，谁也阻止不了。”80　当时的帮派界限分明，陈氏是福建大帮中，德高望重的领袖。胡氏和其他方言群，是属于少数派。胡氏自小在街头打斗中，锻炼出宁做鸡嘴，不做牛尾的性格。他来新加坡推销中药时，年纪大约是四十岁左右，雄心勃勃。为了打广告，他特制了虎头汽车，在新加坡四处川行，尤其是那像老虎吼叫的喇叭声，吸引了不少人的注意，当然也会引起人的妒嫉。在那帮派成见很深的华人社会，问题就来了。门下吃闲饭的人，惹事生非是避免不了的。81　名记者康吉父，即李星可，对陈胡交恶，有这么一段话：

　　南洋华侨都知道胡文虎跟陈嘉庚不对这件事， 可是没有人知道，这个不“对。的底蕴。陈嘉庚的部下“有天没日头”，不惜对新来乍到的胡文虎欺负，而且向他争利，以致陈胡之交竞致。凶终隙末。这是一种憾事。82

　　新加坡国立大学，有一篇论文，专门研究胡文虎当年在新加坡与福建大帮陈嘉庚，争夺华人社会领导权。83　有争必吵，大争大吵，小者亦然。有了心病，芝麻绿豆之事，都会引起一场风波。事缘胡氏经常去怡和轩，时也来一手扑克之乐。在他四十五岁的1927年，有一次，一位受英文教育的土生华人，因抽烟不小心，掉了一根燃烧着的火柴枝，落到胡氏大腿上，烧穿了他的鲨鱼皮裤。这位仁兄，因善巴结殖民地政府，取得不少合同。胡氏在缅甸时，对那些仰殖民地政府鼻息的华人，已经有强烈的反感。当场跳了起来，骂他抽太多烟，像个猴子学洋相，受了英文教育，中华传统都消失了。84　胡文虎于是逼他，来个五万元大赌，看他有没有种，且不让他割牌，声明不信任与外国人有交关者、又指责他像条走狗。85　两人愈赌愈大，喧闹声把陈嘉庚引了出来。他要阻止这场无意义的赌博，胡氏当时在火盖眼气愤下，误会了他的好意，以为他故意干扰。还向陈氏挑战赌一场，陈氏不悦遂拂袖而去。86

　　两人关系的恶化，在商业的竞争方面，尤其激烈。虎标良药赚了钱，陈氏相同药类的钟标也跟人市场，康吉父认为是陈氏门人的主意。87　并且还通过Chart & Eber律师行，于1928年3月14日，在新加坡公报上通告各方，“虎标乃属于陈嘉庚财产，与他制造和售卖的下列商品有关：罐头黄梨、肥皂、头发洗涤剂、化妆品、牙膏、糖食点心、饼干、巧克力和糖果，任何人如果用或模仿这商标或以其他方式侵犯陈氏的权利，将会受到法律行动对付。”88　有趣的是，陈氏的老虎商标与胡氏的，几乎是一模一样。所不同者，胡氏自仰光创业，就沿用的老虎，是从右向左奔跳，比较瘦；而陈氏的则是从左向右奔跳，比较胖。胡文虎见了，一定会被气得五孔生烟。耐人寻味的是，他没有马上作出反应，一直等到1929年12月2日，胡文虎才通过律师 Braddell Bros 在殖民地公报上，声明谓：“上述商标，均属永安堂之财产，已经多年被用来在海峡殖民地，马来联邦和非马来联邦，推销中药和其他医药制成品。这通告，警告所有人士，一旦侵犯，就开始采取法律行动。” 89　胡文虎所登在公报上的图样商标有三，即是万金油、立止头痛粉、八卦丹原样包装。与此对照，陈氏的只是一张长方形的白纸，说服力不强。

　　陈氏可能就不知道有这么一件事，他的属下出此一作，可能有苦衷。但是，问题就在于陈氏的律师，怎敢未取得大老板的同意，径自为此?其部下，也竟敢先斩后奏?这个问题，至今仍旧是个谜。当时的经济环境，对陈氏是非常不利的。康吉父简扼地提到当时的情势：1925年以后，一入1926年新春，胶价就开始下跌，由每担叻币一百七八十元跌到九十余元，陈氏胶厂及制造厂，除了饼干厂及黄梨厂可维持，其他无不亏折：而且又发生过一次制造厂的大火灾，损失不赀。跟着就是1929至1931年的全世界经济危机，树胶每担降至七八元，树胶鞋由一元余跌到每对二角钱。陈先生这时候事实上已经破产。”90

　　1928年的第三季，胡文虎出任华侨中学总理，在任期间发生了一件轰动新加坡的事。 “胡文虎先生在担任总理期间内，斥资建造虎豹楼及二座校门，又修筑校路，并在虎豹楼前开辟一运动场。” 91 虎豹楼是一座学生宿舍，建筑费约叻币七、八万元：92　问题就出在校门旁侧上，有“胡文虎胡文豹捐资建筑”字样，给予人的印象是他们捐赠了整座学校。

　　陈氏对此非常不满，这可从他的《南侨回忆录》里看出。他对“其中乃有某董事主席异想天开，提议并得到董事会赞成自费花了千余二干元筑两校门”，大不以为然。陈氏亲自巡视，见右门柱上直书“某某姓名捐资建筑”。他请诸董事取消石柱上的字，但没结果。遂发动了在中华总商会大礼堂，举行新加坡华侨中学赞助人大会，林义顺任主席，93　出席者约一到二百人，议决铲去那十个字。胡文虎失了面子，诉诸法律，指控陈氏毁谤名誉。双方过了几次堂，终于在堂外解决。“本来假使双方平时没有恶感，事情是很容易大事化小事，小事化无的。如认为胡文虎有淆混之嫌，那尽可与他商量，或董事会讨论解决办法。可将‘胡文虎胡文豹捐资建筑’改为‘胡文虎文豹捐资建筑此门’，或改为‘此门为胡文虎文豹捐资建筑’，使人看了一目了然。平情而论，这是陈嘉庚故意使胡文虎无伸缩的余地，事前一声不响，突然在报端刊登启事，召集赞助人来处理。” 94　很明显，陈氏目的是向胡氏摊牌。

　　对华中校门事件，郑良树提示了一个线索：“1930年5月初旬，华中董事部到了即将改选的时刻，新加坡华文报章突然出现一则‘华侨中学校董事部列位先生钧鉴’引入注目的广告。广告列出‘深为诧异’的事实…”同年5月底，胡文虎针对责疑登报提出七点澄清(详情见郑良树原文)。郑良树指出，“事情既由疏忽引起，于是帮派人之分及名望之忌相继渗入，在改选即将来临的敏感时刻，乃演变成为人身攻击，而胡文虎不得不灰心辞职了。”95　可见校门事件实与校董选举有关，也可能是个预谋。胡文虎在报端的回敬，间接指出对方小题大做，婉转地把事情归咎于一时之疏忽，可见其斗智之高超。当然这也有助其提高在新加坡诸众小帮派中的威望。

　　陈氏很可能是中了他“动敌”之计，给永安堂虎标万金油打了一个大广告：孙子曰，“故善动敌者，形之，敌必从之。”96　长期生活在华社帮派纠纷的胡文虎，何尝不会预料到福建帮的可能反应呢?官司打得愈久，虎标广告就打得更响亮。众所周知，捐一幢校舍或礼堂之类的建筑物，往往免不了有其兄弟之名在其上，当然这是高超的广告术!资本主义社会，本来就是利字当头，互利更是自然之事。以孔子“放于利而行，多怨”这句形容之，97　的确是恰到好处。话得说回来，在当时深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的移民社会，子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的思想，98　究竟是根深蒂固。胡氏之互利思想，有义利不分之嫌，实有违孔子“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之言。99　实际上，胡氏的着眼点，是“以社会之财，还诸社会”的大义，而不是小义。孙子曰， “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必以全争於天下，故兵不顿，而利可全，此谋攻之法也。”100　胡氏乃以。大义”为。全争”之战略，施展奇正之道，驰拼于天下。校门事件乃奇正相生之道也。

　　令人敬叹的是，私人恩怨，并不防碍他们合作振兴中华的大业。战后胡氏积极推行搞福建经建，得到陈氏大力支持。他们对同一事件，也先后发表相同看法。比如，1939年，胡文虎听了他在中国的代表，族弟胡兆详来港的汇报，列举福建省长陈仪的劣政后，吩咐他向国民参政会说胡氏要枪毙他。101　当时，胡与陈嘉庚均是国民参政会的代表。1940年陈氏率团到重庆和延安考察，见两地黑白分明，一是花天酒地，一是纪律严明，正如吴振强教授所洞察者，其视野扩大了。102　当陈氏沿途回归，经过福建巡察时，从当地百姓的指控，证实了他早已有所听闻之事，便公开责骂陈仪腐败。

　　但是，陈胡两人究竟是处境不同，他们对国民党的态度，因此并不一致。那时，陈氏早已结束生意。1932年，英国人的银行团，强迫陈嘉庚公司改组为有限公司。这个公司维持到1934，也终于收盘。103　相反，胡文虎是个成功春风得意的大民族企本家，他在中国拥有巨大的既得利益，他必须与军政当局维持良好的关系；因为在动乱的局面，任何意料不到的事，都会发生。举个例子就可见一般：重庆分行开张不久，就突然接到市政府通知，限期交纳二十万元的广告税，公然敲竹杠。胡文虎找人疏通，南京政府电令重庆政府云云，也就不了了之。104　胡氏是有人情债要还的，故当国民党派人南来整陈氏时，他不得不以圆滑的手腕，间接助了一臂之力。这里有一个很好的例子。

　　1940年12月31日，陈氏抵星之前，国民党当局，就已经有计划地部署好排斥陈氏：诸如通过外交，向英殖民地政府施压力，不准其入境，拒绝批准开群众欢迎大会。通过受其控制的报章， 《光明日报》、《槟城新报》，《新国民日报》和《霹华日报》大事诋毁陈氏。海外华侨事务委员会主席吴铁城，被火急地调来南洋，从事舆论攻击。1940年11月17日，他亲自登门拜访《星洲日报》。1941年1月9日，胡氏专程从香港回新接见吴氏。他成功说服胡氏，把左倾的俞颂华调职，由潘公继接任主编。两天后，《总汇新报》的社论，开始攻击陈氏，和转载攻击他的文字。105 1941年1月11日吴铁城，于《总汇新报》发表一文，攻击陈氏以无党无派的立场，鼓动华侨反抗在国民党领导下唯一合法的中国政府，是一种背叛行为。106　胡氏可能早就从吴氏口中得悉此策略，为权宜之计，腾出没有星字的《总汇新报》，给吴氏卖个人情。一个多月后，2月22日，胡氏在重庆拜会国民政府主席林森时，问及其办报之作用，回答说，“我办报馆一是为虎标药作广告，省得求别人登广告被敲竹杠；二是使华侨了解祖国，热爱家乡，中国人不爱中国那不是跟畜牲一样么”。老虎接着解释道，“我的报纸不涉及党派，《星洲日报》是蒋介石题的字，我知道后叫他们拆下来。”有趣的是，林氏听后，“微笑不语”。107

七、企业王朝

　　胡氏与其弟文豹建立的庞大企业，发展到了一定程度，为了统辖各部，遂在1932年9月 5日，注册为虎豹兄弟有限公司，从事各种包括产业的投资。1934年9月20日，胡氏与怡保矿业钜子胡重益，合资在彭亨立卑创办了胡氏兄弟水力金矿公司；在抗战期间，创建了滇边实业公司：108　连同闽侨郑玉书、戴愧生、廉非波、陈伯诚等，发起组织华侨建设公司；109　投资一千万元，筹建云南矿物公司，用于开发矿物；他还投资二百万元，创办四川资中糖厂，与中国国内实业家，合办资本额一千万元华侨企业公司。110

　　胡氏对创办银行，兴趣颇浓。1933年，已有计划创办资本额五十万叻币的虎豹日夜储蓄银行，后因人手不足而中止。同年7月，他接受了福建省政府主席蒋光鼐电聘为福建建设委员会委员，到福建考察。他提的第一个建设新福建建议，就是筹组福建银行，后因事变，遂告吹。1939年8月间，胡氏宣布计划创办客家银行，总行设在新加坡，各埠设分行，额定资本为叻币四百万。111　战后他搞福建经建时，还是要搞一个省级的福建经济建设银行，但不成功。最终他在新加坡办成了，就是后来的崇侨银行。除了这，他还办了一间大众保险公司。

　　经过三十年奋斗，到了1938年，年届五十六岁时，根据日本战时情报，胡氏累计的资产，已达三千万美元。身价百倍，还当了中国银行名誉顾问。112
　

八、企业管理

　　究竟胡氏如何管理他的企业王国?有关这方面的资料不多。他的王国，实际上，是建立在家族、血缘、宗亲、方言，和地缘的基础上，而以忠，孝、悌、仁、信义、行善为指导思想。他对孩子，自小就灌输行孝的思想，且身体力行，父母玉照，随身携带；在香港，每天清晨，步上半山坡，向父母玉照跪拜；每逢清明节，必在报端，报导携带家眷到仰光扫墓。

　　孩子们长大了，就安插主管各部门。他们职位的调动，全由胡氏决定。若有意见，只能通过他的朋友，不能直接向他提，任何时候他们都必须绝对服从。113　可见，胡氏是深受到中国传统文化心理深层积淀的影响。除了儿女，他偏雇来自客属姓胡的任高职位，不论思想倾向，最好是永定人。114　如其在国内之代表胡兆祥、私人秘书胡守愚和上海永安堂经理胡桂庚；出任《星洲日报》总编辑，相继转任主编《星槟日报》、《总汇报》的胡浪曼。只有在从本属请不到专业人才时，始向其他方言群物色。只要是能者，不论思想色彩，一律收留。比如，1949年后成为中共中央委员的董方城，115　早已是激烈的革命分子，在当时任职胡氏秘书胡桂庚的推荐下，出任了《缅甸晨报》正编辑。116

　　胡氏的管理，有一套激励方法，员工可以享受免费医药，在当时算是开创性的。只要按照工作要求，好好去做，可做到老；即使失去工作能力，仍旧受雇，而无失业之虞。他们的儿女，也有机会进入胡氏企业。117

　　其他福利，还包括免费教育。在彭亨立卑(Kuala Lipis)的胡氏兄弟水力金矿公司，开办了一所华侨学校，职工子女，可免费就学；职工妇女晚间，也可来上补习班。并且还设有篮球、羽球及足球场，供学生和职工运动用。118　胡氏对儿女尤为照顾，务使他们有舒适的收入，除了薪金和津贴，还供给汽车、房屋和家庭工人。119　胡氏书读不多，但有头脑，他悟出了一套利人利己的经营道德观。他的市场主要来自劳苦大众，他们才是真正的皇帝。胡氏认为因工界助其营业“独大”，故其之行善，“固亦商业上酬答平昔顾客，一种普通原则也。”120　其经营战略是以一般平民为销售对象，长期做到药真见效价廉；把赚取利润之半，通过行善、公益、文教事业，还诸社会，作为酬报顾客的支持。通过自办强大的新闻网，为自己塑造具有菩萨心肠的活佛，取信于天下，收到互利大循环之效。人们看到的是，钱财不断滚滚而来，一半滚滚流回社会，循环不绝的奇观！

九、教育事业

　　海外华侨商家，回乡投资兴学，几乎是一种风气。这与历来商贾为宗族子弟办学应试的传统，可能有关。子弟学而优则士，士而晋阶官场，进而购置田地成为地主，增添门面。然而，时代不同了! 华商虽然承续了办学的传统，也以实现圣贤人格为最高境地，其主要之动机，还是与发展实业有关。缺乏了现代教育，实业就将难以进展。

　　胡氏办教育，重点是小学，其次是中学和大学。孙中山先生对于普及小学，尤为注意。这跟他向往的中国现代化计划和实现地方选举有关。中国要现代化，就必须普及教育。胡氏对孙中山先生的工业建国计划，尤其是铁路网的建设，非常敬佩。121　胡氏雄心壮志，希望通过兴办企业救国。122　要发展实业，就必须有人才，所以教育是个根本的问题。

　　1935年3月，胡氏偕爱妻陈金枝游玩世界，7月返星；对欧美教育之普及，印象非常深刻。1935年8月起，教育部开始实行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决案，分期普及义务教育。123　是年秋，胡氏率领马来亚华侨选手返国参加全国运动会，宣布拨款三百五十万，124　计划在十年内在全国各地创办小学一千所。后来因为虎标良药赚钱多，改为五年，1937年7月7日全面抗战爆发，千所计划停顿，只建了三百余所。125　用去了一百五十万元，尚存二百万元。1939年8月4日，他致函给蒋介石，建议把此项存款，暂为变通，购买公债。同年9月8日，蒋氏复函大加赞赏，并给于支持。遂依计划而行，126　在港购买公债，存人香港中国银行，希望抗日胜利后，继续建校。127　胡氏所捐建千所小学巨款之数目，是否足够应付庞大的开销?根据新发现的资料，胡氏的计划，实际上只限于资助建造校舍部分。1936年8月间，福建省府配合胡氏之建议，前后组织了两个单位，即胡文虎捐建小学百所建筑委员会和胡文虎捐建小学百所管理委员会。从管理委员会发出给各县市及特区署，得知其建造校舍所附之条件，其实有四；“(甲)能招集学童一百人以上者；(乙)有公地足够建筑者；(丙)有相当开办费者；(丁)每月能筹一百五十元以上经常费者。”128　由此可见，胡氏早有预算。

　　除了创办千所小学的鸿图之外，胡氏也广泛地以多形式资助在中国、新加坡、马来亚、暹罗和缅甸各地的各类型学校，诸如捐款、捐校舍、助经费开销、捐建设用、捐整座体育馆、科学馆、礼堂、捐桌椅、运动场、校园铺路、维持费、捐制服、捐设备、资助购买建校或校舍之地、捐建图书馆。由于所捐款项，有国币、叻币、泰国钋，计算不易，实难作出完整的统计。受惠之各类学校分布各国，下表所列者主要根据现成的资料，以及郑良树提供胡氏战后捐助之学校一列表等：129
　

　　除了捐助之外，也有独资创办的。譬如，1935年9月1日，胡氏独资创办了免费民众义务学校。130根据胡氏之意，其办学方针，专收容贫苦学生，一律免费……着重实行知识训练…应注意公民训练。”131　1939年，学生增加到一千六百人，教职员三十佘人；分设上下午小学，民众夜学，设男子及女子部，各自独立，132　人数虽然增多，仍旧做到不“侵占贫苦儿童之求知机会”。133

　　胡氏热心教育的精神，几十年如一日，终老风雨不改。1952年，陈六使把有意创办南洋大学的计划，与年届七十岁的胡氏商量。那时胡氏为了业务，在新加坡、香港和泰国之间，忙碌奔波。1953年1月间，胡氏得悉陈氏在福建会馆号召建设南大，他即刻从香港拨电捐款支持。134　1953年2月20日，第一次大学筹备委员会，议决取名“南洋大学”为校名。推举首批筹委会委员，胡氏为客属总会的代表。135　1953年5月5日南大获准注册，同月19日，筹委会举行第二次会议，胡氏被南大章程注册发起人委任为南大首批十一人执行委员之一。136　南大在酝酿期间，波折重重。胡氏及时亲自出面，在报端大表不满。比如关于对南大创立会造成马来亚民族分裂之论，他大不以为然，提出正面反驳。那日正是他签定遗嘱的第十三天。137　对南大建设计划诸事，迟迟未见批准，极为关心。胡氏关心学子无书读的心情，可从他1954年1月15日致陈六使的信中看出。他向陈氏询问为何建校迟迟未实行，耽误了学生的前途。138　除了写信给陈氏，还决定以兄弟名义，献捐建两座约值二十五万元的学生宿舍给予支持外，139　他先后在报端提出质疑，抨击英殖民地政府歧视华文教育。在创校成败关头，胡氏制造了强大的舆论压力，可说是建校功臣之一。可惜他没有机会看到南大开幕，就在八个月后的9月5日离开人间了。

十、慈善公益事业

　　胡氏在发展和缔造企业王国的同时，不停地行善。至于何时开始，则无确实记录。有据可查者，最早可追索到1920年。140　其次是1924年在永定，救济饥饿村民。该年天大旱，闹饥荒，胡氏和胡重益、胡兴九一起出资买外国米，由汕头输入，辗转运到永定，以比市价低30％的价格卖给村民。141　1926年，他资送二百名贫病老华侨返回中国，每人发给现银10元及虎标良药一大包。次年春，又资助另三百名回国。142　其行善可能开始得更早，在资送侨胞回国的启事原文前，有这么一句：“胡氏自民国十五年前，即开始资送贫病衰老之男女侨胞返国。”

　　其行善和公益事业范围很广，从个人施棺济贫、失业救济、资助贫弱或无业者返回中国家乡、捐献医院、麻风院、捐助红十字会、戒烟、育儿院、养老院、孤儿院、改善监狱，资助学校建设和教育发展、佛学会、建宗祠、庙堂建造和维修、到发动组织和资助体育活动、社团开销、工艺传习所、报贩职业工会、检疫用电船、公安局、赈济水灾、旱灾、兵灾、伤兵、前线救护队、意外惨祸、捐飞机、建堤、大碉楼、领事馆等等。143　提供大规模消闲游乐设施，譬如建造新加坡虎豹别墅、香港万金油花园，供公众游玩。可以分析到的是，长远的土地投资回报，和所起的广告作用，胡氏早就心有成竹了!当然也会对游人起着道德的启迪作用。144　因为关于胡氏慈善公益事业的统计太过分散，笔者只能暂时把现成的资料，145　列出如下二表以供参考：

　　表1：   

    　　表2 :

　　胡氏是个抱定企业救国的志士，他赞助政府建设的项目在全面抗日战争前就有十二项。其所修葺过的七项名胜古迹，在中国的就占了四项。146 在中国抗战期间，他积极支援救国救民的运动，大量捐献虎标药物给前线战士和后方难民，捐巨款建造残废军人疗养院，捐助难童收养所，出资支援各项救伤救难的活动，其参与救亡之数约有三十八次之多。147 左倾抗日志土韬奋，在其短评中，称赞胡氏“慨捐二百万元创设残废军人疗养院，及阵亡将土遗孤教养院之举”，说他“眼光远大，深可敬佩……。我们希望随胡先生之后，还有无量数能尽国民天职的同胞闻风兴起。”148　蒋氏在其通过新加坡总领事向胡氏致谢的电文中称赞胡氏立下“垂百世之模。”他接着说，“(他)已饬详拟办法，并增拨基金，以期宏远尽善，而慰我忠勇卫国之将士。卓见所及，并希惠示，以备采摘。”此项计划後因建筑地点和安全问题而暂时搁置。149 除此还拨了前后四百三十万元巨款购买救国公债，150 在海外积极动员华人支援抗日。在短时间内，把东南亚各客属团体，组织成一股抗日力量。151　胡氏把每年盈利所得，从事慈善公益事业，其数逐年增加，后来竟达每年盈利的40%，大多商人不这么做。这与他的家庭教育和少年时的人生经验不无关系。其父母信佛，自小巴见其父悬壶济世，施药济贫，见惯不少人间凄苦之事。根据心理学家研究，“儿童就在家庭环境中，上了最早，也很可能是最基础的伦理行为课。”152　胡氏行善开支的逐年增加实与其营业增长成正比例，1920年代是他资本累积的不稳定时期，1930年代则是他事业飞腾的时期。所以当他把自己崇高理想，写进新公司章程时，我们不会感到惊奇。1932年9月5日，虎豹兄弟有限公司成立。胡氏律师把他的下列救世抱负，写进章程里：“……胡氏运用他的权势，在不受控制下，在恰当的时候，以适当的方式，根据恰当的比例，随意而谨慎地拨出不超过50％的每年公司盈利，于胡氏认为应该救助后，以公司或胡氏名义，同样谨慎地资助或捐献给本地，外地或其他慈善机构或确实的志在慈善或公益之事……”153　50%之数，乃是他长期行善，逐渐升级的结果。早在1926年，已上长到相当大之数。是年资送华侨返国启事末端，有这么一段：“前此敝堂每年中提出盈利，以作慈善教育等公益者，仅为百分之二十五，今复则将提取百分之四十，以备资助各种社会事业之用。”154　当然，如果从另一个角度来看，生意做大了，广告费当然也要逐年增加。

　　就作者所知，把崇高理想写进公司章程的人，真是凤毛麟角。胡氏是继陈嘉庚，把经商的目的是为了办教育的崇高理想写进公司的第二人，可说是举世成双。1929年陈嘉庚公司分行章程开章第一篇的序文明确说明，“本公司及制造厂，虽名曰陈嘉庚公司，而占股东最多，则为厦门大学与集美学校两校，约其数量，有十之八……”155　当然从扣税的角度来看，搞慈善可以扣税，生意人都懂得这一套。胡氏不把总部设在大陆，与扣税利得，应该是其考虑因素之一。

　　以行善之名，来打广告之实，对这点，康吉父颇有微词。他对“捐款给学校或慈善建筑物，条例是捐款人的名字必定要铭之于大门口的牌楼上”的作风，大不以为然。156　在初期发展生意时，为了累积资本，不择手段，往往是资本主义社会达尔文思想的必然发展。一旦进入稳定阶段时，攻势就可能缓慢。因此胡氏之为，实是一种商业生存的竞争行为。他是公开做的。胡氏捐款也不一定要名，例如他捐一百万元给云南孤儿慈善团体建孤儿院，不接受以其名命之。157　从义的关点来看，用捐资公益来打广告，实属不义之举：但从投资的观点看来，那是互利。投资得利之后，大量回归社会，岂不是大义哉!也就是因互利的激励，难怪乎即使贫瘠荒远的贵州瑶族山村，胡氏也捐建了一所小学。其牌坊门之左，刻上“贵州省立荔波水庆乡初级小学校，”其右则“胡文虎胡文豹先生捐建筑中华民国二十七年。”可见，胡氏广告术，无孔不入也！158　他捐洋三千五百元，建此小学，益了当地人民，也给永安堂打长期的免费广告。中国人冒险过番，大多希望发达后，衣锦荣归，光宗耀祖，可是总摆脱不了义与利不相容的思想。胡氏却把这对冤家，变成互相提升的同路人。要发达就光明磊落地去做，连胡氏的老虎车牌号码S8989都离不了“是发久发久”，谁不想发达久久!甚至提供游人玩乐的虎豹别墅，也有别出心裁的广告术。譬如，农夫把一瓶虎油递给其病中呻吟之妻：三只小虎和三个神仙，各拿着虎标良药。159

　　康吉父对胡氏提出了过度的质疑，他不以为胡氏“把大批万金油以及防暑药品不只一次捐献给国内的慈善机关，或者干旱以及水灾区域”是出于心诚之举。160　当然这是胡氏利人利己的绝招，与胡氏的人生哲学有关。胡氏认为“会赚钱，只是一半功夫；会赚又会用，才是大本事”。161　善用钱，就像孔雀开屏那样，162　五颜六色，向四面八方散开，灿烂可爱。这就部分解释了为何他的慈善事业是多方面的。

　　胡氏一生捐献社会的数额，无法求其详实。究其因，所办之公益事业，不但广且深。即使穷乡僻壤，也有他捐资建筑的小学。前面提到的瑶族山村小学这件事，到了近年才发现。163　笔者根据1940年出版的《星洲十年》所载之<胡氏事业史略)一文提供的资料，得出如下的数字。至1940年，胡氏在公益，教育，慈善，救灾所捐出大约款项为：叻币$1309127.66，国币8404634，港币83720，荷盾51067，金镑100，泰钋79000，缅币34000。他除了捐款济世之外，也以各种生活必须品济贫救难。尤其在抗日国难当头，一接到急求药物，即刻把大批虎标良药寄出，遇上缺货，则赶工制造。笔者根据前述相同资料，计得共捐输了3854399包。虽然胡氏行善跨越各国，但也有重点。其捐资次数，以中国最高，占了49％，其次为马来亚(21％)、新加坡(21％)、印尼(7％)、暹罗(4％)、缅甸则为(2％)。

　　胡氏战后捐献社会之数目不详，仍待发掘。战后至1949年期间，内战频仍，法币价值，一月数贬，在恶性通货膨胀下，工商人士，叫苦连天，永安堂生意，也一落千丈。1950年之后，胡氏撤离大陆，在港，马来亚，泰国和日本，都有所捐献。涉及范围甚广，主要是学校，修道院，公会，同乡会，医院，救伤队，安老院，孤儿院，水灾，火灾。其捐资总计为：叻币八十万，港币六十八万，泰钋一百二十万，英镑一万，国币一亿。164

　　至于胡氏是否有实现捐款应诺，从前述资料之记录方式来看，过目后自明。譬如，他答应了而没办到的，也有清楚的交待。从他下列得奖之多，亦间接回答了这疑问。这些奖状，主要来自南京政府，英皇和暹罗皇，兹列如下：金质奖章二项，勋章三项(其中一项为大英帝国文官勋爵O.B.E)，匾额五项，奖状五项，金质奖状一项，一对银匙，褒状二项，金质褒章一项，彩玉勋章一项。165　

十一、胡家失散

　　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沦陷，文豹闻讯其兄可能被困于香港之后，及时与第三妻张风英，带着胡清德，同胡氏大老婆郑炳凤，第二爱妻陈金枝，胡一虎，千金胡仙，逃回缅甸。胡氏第三妻黄玉谢，选择与二虎留下。第四老婆邱秀英及三个儿女、三虎、四虎和女儿胡星，也都没离开。166　随着的是一幕幕的悲剧。1942年2月14日，出自黄玉谢不到12岁，胡氏最疼的胡二虎，被从新山射来的炮弹炸死。167　1942年3月，胡氏接到他的死讯，沉思了3日，拒接见任何人。168　那年不到一岁，胡氏尚未见过面的胡三虎，在战乱中也死于霍乱病。169　黄玉谢被日军关在作为Kempeitai总部的青年基督教协会(YMCA)里的一间小室。她被痛打和灌水，逼供她不知情的玉石宝藏去处。逼供了三夜后，送往医院，三个月后始出院。170　黄邱两妻，实在不幸，连胡氏的遗属里，也各只得叻币五千元。而第一和第二老婆，都各得叻币二万元。171　文豹在战乱中死于缅甸。胡氏在香港被软禁几年，不知道家人的下落。和平之后，他才得悉家人的不幸遭遇，其内心之痛苦，可想而知。

十二、东京之行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香港沦陷，胡氏不幸在香港和其他人士一起被日军拘捕，软禁在香港半岛酒店。其时在港的只有次子胡山，日占领期间，一直陪伴他。据其回忆，1942年1月25日胡氏被释放，172　之后不久，日方用轰炸机送他到日本，以熟悉其地。回港后，立场不变，对胡山说，“不管在谁的统治下，中国人一定要忠于祖国。”173　日军准许他继续住在别墅，但未经批准，不得出外过宿。174　1943年7月17日，在东条住宅，胡氏向他提及被软禁之事，175　指的该是此事。

　　东条英机因太平洋战争失利，而又深陷中国战场，遂生怀柔之计。从1943年5月至7月间，他到东南亚各地，176　访询同谋者和汉奸，筹划在同年11月5至6日，于东京商讨缓和抗日情绪，巩固既得成果，解决民生和战争物资缺乏问题。胡氏回忆说，“今春有日本有力人士，游虎豹别墅，殷殷垂问余过去从事慈善事业经纬，及今后之所志，余以既往供献社会极微，尚未实现理想十之一，甚以为歉，今尤不能释于怀者，中国各地民众战时困于粮食。缅甸，泰国；安南，皆在日军控制下。三地盛产米，现无销路，甚或投诸海。苟能出此有馀之量，运往各地，米价自跌。纵不举办平粜，民众赖以救济者，当不知凡几。日本当局对此，如予同情一经划诺，可活无数饿殍也。该有力人士等闻言，颇以为是。返日后，即转述余意于当局。六月间，复来港，……”177　邀请胡氏到东京，商量从缅甸运米量到香港、大陆，解决民生困境。东条的确找对人，可见其情报之准确。当时的香港，因战乱内地大量难民涌人，“自1931年至1938年，香港人口至少增长了50%，而同期住房增长仅为8%。”1930年夏，就有一万三千人流落街头。178　香港崇正难民会，成立施米办事处，来领米的难民，“第一周就有一万余人，第二周增至二万佘人，不久又增至三万佘人。”179　难民愈来愈多，米是不够分的。

　　在东京东条住宅，两人见过面后，寒暄几句，胡氏就对东条直说大陆“支那民生非常困难” (由日本人记录，胡氏是否用支那这个具有污辱性的字眼，就不得而知)。东条回答说，那跟正在扩大的战争有关，并表示“忧虑”。接着说，“久闻大名，深知阁下所抱之心志，故特邀阁下来京商谈有关具体问题”。东条认为“日支之间的战争原本就是兄弟阋墙之争。”要结束中日战争，重庆政府必须不做。英美的走卒”，跟随日本对抗英美，解放东亚各民族。他强调说，“这场战争的目的之一就是使各民族各得其所。帝国对支那新政策的基调亦即源出于此。”他有意“首先考虑，尽一切手段解决支那的民生问题”，来达到促使重庆政府“反省”。胡氏回应说，“南洋华侨了解帝国的真意，对此表示感谢。”接着表示其不完全接受“依恃日本的力量支撑的”汪政权，虽然“就其当前政治而论，似尚有值得考虑之处。”尤其对“上海的财界人追求金钱，南京的政治人也追求金钱，而广东政府又任人唯亲”，以致弄得“民生极度困苦”，还需要他来“救助”，大感不满。胡氏觉得他们的所作所为“都没有充分体现出日本的真意。”

　　东条对胡氏之批评加以辩解之后，把话题转回到运米之事，他说，“我认为，为了确保大东亚十亿民众的生活，必须设法善用之。我于此处发现了阁下的使命，想请您努力为之。”接着他提出了邀请胡氏到京的真正目的。他说，“目前日本正处在战争之中，需要钨，棉花，桐油等战争物资，很想借助阁下之力将以上物资从内地运出，日本无偿地以缅甸剩馀的大米作为交换代价，以物易物。”谈完条件之后，他又转换到带有威吓性的话题，以恐吓的口气说道，“对于南洋华侨，帝国的政策永远是希望得到你们的协助，如果华侨与帝国为敌，就毫不客气地镇压，当前最大的大事，一是支那民众的复苏，一是利导南洋华侨。此两点乃贵国民众之大问题。” (注：东条视华侨为中国民众的一部分)。胡氏回应说，。华侨最富有爱国心，”反英美和抗日，均源于此爱国心。同样的道理，华侨亦以爱国心去理解帝国的真意。他建议，“我想如能释放现在被扣留的有力华侨中良善者，加以教育训练使其理解日本之真意，必有充分可利用之价值。”(这是在威胁之下讲给东条听的。纪录的思路前后不联惯，可能有缺漏。)他以黄种支持黄种的立场，认为“极有必要解救这些华侨。”至于如何“教育”和“利用。，并无提到。但从他在1943年11月22日出版的《全闽新日报》上，为澄清东京之行，登载(何事赴东京>一文，得知他究竟要如何如何。该文的第二项，关于释放“有力华侨中良善者”有这样的阐述：“关于华侨爱国分子之自由问题：佘曾率直向东条首相，慨乎言之，南洋各地爱国华侨，多数忠直有才干，中国人爱中国人，为国民天职，日本人以兄弟之谊待中国，必不曾恶富有爱国思想之华侨，此爱国华侨必能拨其爱护祖国之心，以爱东亚，望能恢复彼等自由勖其将来为东亚努力，至各地华侨产业，向未揭封者，亦望从宽处理，此与恢复华侨商业，开发南洋资源，不无多少补助，首相对此，亦予采纳。” 180

　　明显的是，东条以谈商运粮为名，把胡氏诱骗到京，威吓他就范。从对答中，可看出胡氏是个硬汉，他从来不向威吓低头，这次脚软了，恐怕是他生平第一次。胡氏在港，除了卖虎标良药，行善，就是替日本人运粮。根据康吉夫从各老前辈知情人口中，得悉当他被软禁在半岛酒店时，日方强迫他出来组织香港维持会。胡氏是以只懂得做生意，不懂得政治，加以推辞，既然如此，日本人就叫他去运军粮。181　东京之行，当然也就顺理成章了。没想到他却中了计。东条用恐吓逼迫他做两件事：私自替日方偷运军事物资，和促使华侨支持东南亚共荣圈。胡氏对后者，以“解救”爱国华侨为名，从同是黄种立场出发，以因为爱国而抗日相同之心，实现“各个民族各得其所”的“真意”，在“就毫不客气地镇压”口气下，表示赞同。如果他不“媚敌”，后果必不堪设想。东条对胡的回答，觉得含糊，就接着说，“希望通过阁下的努力，使一千二百万华侨协助大东亚战争达到目的”后，胡氏才作了肯定的答复。

　　至于运米交换钨等物资，胡氏认为“首先需要考虑根本原则问题”，即是日本停止“进攻重庆”，否则“即使运来缅甸大米，亦无法解决民生问题”。一旦停止进攻，“如形势得以缓和”，他将全力进行易物之事。换句话说，两国实现和平之后，共同抵抗英美时，胡氏将以亲善大使，进行拉线，搞易物之事。胡氏对东条易物建议的理解，似乎是停留在国与国的层次上。东条回答，强调除非蒋痛改前非，否则不停止进攻，说他并没有请胡氏“作中间媒介与蒋联络的考虑”，他“只想诉诸”胡氏的“慈善之心”，私运物资而已。从这些对话，可见胡氏之胆量和机智。

　　东条要求胡氏帮助私运战争物资，不是事出无因。其实根据曾担任汪精卫军事委员会报道室主任，直接负责蒋汪之间的联络和交通以及通讯工作的杨蔚云之揭露，国民党高层人物，一直都在互利的条件下，与日汪保持接触。诸如配合剿共，以物资交流之名，做走私生意。182　既然如此，日方急切需要的战争物资，也可以走私的罢!胡氏帮日方运粮，既能把米从黑道控制的广州湾运到香港，183　走私战争物资，岂能办不到。

　　胡氏说办不到，因为这件事与中日国势有关联，加上英美问题，“会遇诸多障碍，难题诸多。再者，恐怕要重庆方面立即转变也很不易。”胡氏不干，是因为关系到“根本原则问题”。换句话说，他不要搞走私，卖国的勾当。

　　接着下来的谈话，胡氏是从“根本原则”出发，婉转拒绝私运战争物资。尽管东条一再强调日中战争的性质，与日英美的不同：谓前者是兄弟之争，并指责因蒋顽固，日方与重庆实难言和。胡氏觉得在日方“尚未釆取现行政策以前，支那与英美携手亦有其不得已之理由。”他为蒋说项，并建议“为蒋开一进路，蒋目前进路已被堵绝。”他始终认为，“阁下虽把与重庆的和平以及支那民众的生活救济分为两个问题，但在今天，本人却认为这二者实为一个问题。”

　　胡氏希望能通过唤醒民众，促使蒋汪双方，共同解决这个“二者实为一”的问题。东条听了，很不耐烦地，以断然的语气说，“但目前帝国全面支持汪政权，没有必要再与阁下议论此根本问题”，就这样结束了两人的争论。之后直截了当地问，“因此，还是请阁下坦率地谈一谈如何解救支那民众于水火涂炭的具体方案。”胡氏的答案是：“在两国都不再受障碍”时，并建议回国后，“与对方(指蒋方)试行商谈，以期实现此举”。明显的是，双方都摆明立场。东条不改变全面支撑汪政权，要以武力逼蒋换边，联合敌抗英美，同时要胡氏私下偷运钨等战争物资。胡氏仍旧坚持私运办不到，待两国和平协商后再说。

　　东条很不耐烦地应笞，“予绝无拜托阁下与重庆方面商谈之意。迄今所谈之意亦然。此点尚请千万不要误会。”他觉得胡氏还不清楚他的意图，接着说，“如阁下已了解予之真意，欲来日本，我方亦将予以充分考虑”。

　　商谈的结果是，东条允许胡氏，从缅甸运粮，并给予协助。但当胡氏提到他还被软禁之事时，东条只答应“通知该地当局，令其给与方便”。并且答应提供方便，如果他要去“会见上海经济界人士”。1943年，他去了上海几趟，会见汪精卫。究竟做了些什么，则不得而知，至今笔者还未发现有关这方面的资料。

　　很明显，胡氏是被逼媚敌，从对话中，可看出他以“出卖”南洋华侨的代价，来换取不出卖中国。即使在“出卖”华侨的时候，也强调是以爱中国之心而抗日，也以爱中国之心爱东亚，表示爱国立场不变。

　　胡氏固然答应了东条要去“教育”和“利用”南洋华侨，究竟做了多少，限于资料不足，暂且加上句号。经商者，总有一套变通之法焉!

十三、汉奸之迷

　　战后胡氏被各报指为媚敌或汉奸，幸运没被清算定罪。报界人士，消息灵通的康吉父，认为其之所以幸运，“因为他替日本人买来的米，也曾经偷运到中国去卖给中国；人，虽然并不是捐赠。这就是为什么在停战之后，他的大名没列人汉奸名单的原因。而且，一九四九年的大革命成功之后，他甚至一度想设法跟北京靠拢。”184　朱鲁大指出：“今日上了五十岁的香港人，当然不会忘记当年日军统治下，香港米粮短缺的情形。日军当局在占领香港之后，即已先看出这个不易解决的难题。”185　针对这个难题，胡氏与马英，游剑池，陈汉划等有营米经验的商家，组织中侨公司。他是大股东，任董事长。从香港运载盐和当时视为黄金的万金油到珠江三角洲去卖，买该地出产的米，再运回香港，以低过市价出售给平民，186　生意做亏了，算他的账。187　他优先配售及捐助慈善机构，譬如天主教等慈善团体：且还在永安堂内设置慈善部门，每月拨平粜米粮，救济贫困者。188　除此，胡氏还暗中资助沦落在香港的文化界人士和大学生，偷渡回国。189

　　除了康吉父提到胡氏推辞出组香港维持会外，190　据厦门大学历史研究室主任孔永松教授和厦门地方志办公室主任洪卜仁的考证，“香港沦陷期间从没有过伪维持会的机构：”只设两局，即华人代表局(另称华人代表会)和华人合作局(另称华民协议会)，其成员或代表，多数是英政府时代的绅士。“其任务只为代达民意，并无权力。”根据他们到香港查阅所得，与此两局有关的二十个汉奸名单中，没有胡氏的名字。因为战时出版的中文报，荡然无存，也没有发现胡氏出任香港华人协会主席的资料。191　Howard L．Boorman编的《民国名人传记辞典》，提到在1944年胡氏被选为香港华人协会会长，可惜没有注明资料出处。192　根据洪仁卜和孔永松，他们也无法考证是否有其事。193

　　日方善待胡氏，除了因他帮助日军运粮外，另一个原因也可能是胡氏在汪精卫政权下有张永福这个朋友之助，张氏后来逃躲到越南，被扣留解回重庆候审。194　胡氏曾在《星洲日报》发表<胡文虎告>一文，间接帮张氏的平民树胶厂制造的树胶皮鞋打广告。说他赚到的每一分钱，几乎都拿来支持革命。他说，赞助张先生，不是赞助他个人，实际上不但有利於革命事业，且是直接去改造社会。因为张先生的平民树胶厂，多得一点营佘，即革命事业，多得一点进展的希望。195　当时在市场上，已经有陈嘉庚先生工厂制造的树胶鞋出售。1929年7月19日，陈嘉庚公司通过律师 Chan & Eber申请三星字牌，为其所有树胶产品包括胶鞋的商标，196　商场昂争激烈，在所难免。相信张氏不会忘记胡氏的一臂之力，而见危不救。

　　加之日方知道胡氏，不是他们所惧怕的共产党同路人。根据战前日本设在台湾的情报资料显示，胡氏所办的《星洲日报》和《星中日报》，是“华侨领袖胡文虎用以对抗福建系的《南洋商报》。”197　陈氏自1940年，从延安回星之后，就积极支持中共发动的抗日同一战线。

　　日本人善待胡氏的另一个有关因素即可能因他在七七抗战之前，日本发生大水灾，他捐了款赈灾，日本人非常感激， 日本报纸颂扬有加。198　可见其大名，早已远播东洋。当东条在东京接见胡氏时，客套了几句，就道，“久闻大名，深知阁下所抱之心志。”

　　另一可能，日方一直都想方设法，利用蒋之恐共症，以武力威迫诱蒋投降。东条对蒋急于妥协，以引日军共同剿共之心，不可能不知道。根据龙云之回忆录，蒋氏曾在抗战初期，企图通过德国大使陶德曼，向日本谋求妥协。199　基于此策略，胡氏就可能是日方待用的一粒棋子。根据议和参与者，施乐渠和阎宝航两位知情人的回忆所揭露，1938年“约距武汉沦陷前两个多月，何应钦的顾问雷嗣尚带着蒋介石，何应钦的密谕”到香港和日本专派对华诱降的特务和知议和。建议中日双方合作抗共，日军全面撤退，恢复“七七”事变以前状况。后因武汉沦陷，蒋何退守重庆，联络中断。但蒋还是接二连三派人到港议和(蒋氏之议和也可能是一种缓兵之计)。 200　从胡氏在对话中，向东条建议，把日方“真意”转告蒋氏的口气，可以推测胡氏很可能知道议和之事。

　　再者，胡氏在港处境，其结拜兄弟杜月笙，201　不可能不知道。

　　譬如，他收到密报，关于地下共产党员潘汉年，搭住在汪精卫特工负责人李士群在上海之私寓，可见其情报之灵通。202　杜氏曾在港避难，设立了与渝沪通讯电台，203　自有其情报人员留驻在港，此其一。蒋氏的心腹特务首要戴笠，就与汪精卫之周佛海保持密切联系，204　由此可知，戴笠不可能不知胡氏在港之处境，他当然知道胡氏与杜氏有结拜兄弟之情谊，此其二。1942年3月18日，事关重庆上海特派员吴开先，在沪被汪的特务逮捕。杜氏耗费百万元以上，向日军政人员送厚礼，厚赂守狱吏和承审人员，颜惠庆也出面说项求情，吴氏得以释放，可见颜杜一定见过面。颜惠庆曾与胡氏等五个人被日军软禁在香港半岛酒店，得到日方善待，胡颜也算是患难之交。颜氏与杜氏言谈中，杜氏自然会问起胡氏之处境，杜氏应略知一二。205　杜氏是个讲江湖义气的人，不会袖手旁观，杜颜暨能有办法，把吴开先救出狱，当然也必有办法解除胡氏之困境，此其三。颜氏乃国民政府资深之外交官。1942年1月10日和2月15日，日汪伪两方各派人访谈，试探其政治态度。颜氏明告之，只想做些善事，无志人仕途。时颜氏已年届六十五岁，身体衰弱。206　根据记载，抗日期间，他在上海从事慈善和教育事业。207　1949年9月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出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副主席，政务院政治法律委员会委员。208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的任贵祥，认为华侨“多数是被逼”任伪职。他说：所谓汉奸，是指投靠日本侵略者，充当其走狗，出卖我国民族利益的败类。具体地说，既有不反对日本侵略甚至为其侵略辩护或歌功颂德的思想言论，更要有出卖民族利益的行动。例如，汪精卫一伙就是定型的大汉奸。就胡文虎来说，1943年“东京之行。是被迫的，他和东条的会谈有些低三下四的语言，但看不出有明显的汉奸言论，尤其是从目前见到的资料，还没有发现他有出卖民族利益的行为。因此我认为，从胡文虎在抗战期间的言行看，定其为“汉奸。证据不充分，也是不妥当的。但他和东条会谈中有些对民族的死敌东条恭维或有失民族气节的言论……。说他表现出。爱国侨领的民族气节”，显然过于溢荚……全面衡量胡文虎在抗战期间的活动，说他是一位爱国华侨实业家是合适的。209

　　胡氏一生出入虎穴蛇窝，年青时在缅甸和香港，结识三合会，中年在上海与青帮杜月笙结拜成兄弟。1941年2月2日，在重庆以朋友平等身份，在森严的官邸，当众拍蒋介石的肩膀，作为见面礼。根据胡万里的回忆， “蒋氏赫然一惊，……持卫们紧张了起来，我也捏了把汗。”胡万里是胡氏房亲兄弟，曾任《星洲日报》发行助理，1936年被派到重庆担任虎标永安堂重庆分行总经理。1941年2月，胡氏出席国民参政会，他是接待和主要陪同者之一。210　抗战期间，一面不准旗下报纸骂蒋，私下却协助共产党，处处显出他过人的公关和交际手腕。1941年，年届五十九岁的胡氏，被日军软禁在香港时，孙悟空那套七十二变，早已经玩得炉火纯青了!

　　从东京会谈，可以看出胡氏虽然胆识过人，究竟是阶下囚，在威胁之下，被逼就范。很可能胡氏见势不对，就摇身一变，以媚敌的假象，脱身保命。胡氏心怀韬略，机智十足，擅于斗智。从下列两个例子，可见一斑。例一，胡氏对蒋氏搞“新生活运动” (其目的实际上是以提倡巩固宗族制度的传统思想，来加强先安内后攘外的策略)，211　开了一个一举两得的玩笑。他在上海各大小报，用特大号字，在第一版登广告说：“提倡新生活，必须揩油。”这句是挖苦，接下来就说，那运动是好的，多揩万金油，精神就更加焕发。这句不但能脱身，也收了广告之效。212　例二，学生闹罢课，吴稚晖破口大骂：“放屁，放屁，真是岂有此理。”胡氏同样炮制，在第一版登大字广告说，“放屁，放屁，真正是此理。”下面登了某县有人寄给永安堂的信说，因肚子痛，开水送服了万金油，放了几个屁，就痊愈了。吴氏乃蒋氏之助手，又是国民党元老，213　胡氏却敢当众挖苦，又不致于惹来杀身之祸，的确有一套。孙子曰，“凡战者，以正合，以奇胜。”214　胡氏实际上是以广告助人为正，挖苦为奇。

　　十四、恢复营业

　　二战之后，胡氏开始重新整顿被战乱弄得支离破碎的企业王国，甚至其与人合资，在马来亚彭亨州深山内立卑(Kuala Lipis)开设的金矿，也给日军捣毁。

　　在胡氏的努力下，他战前在各地的星系报业和虎标药业，陆续恢复营业。由于战乱的破坏和人员的逃散，一时难于全面恢复。加上国共内战，政治腐败，贪污罔法，诸多不利商业运转流通的法令，战后在中国做生意，困难重重。尤其是金圆券币值之不稳定，内战到了后期，贬值下泻，弄得物价高涨，往往在一日之内，几度飞腾。胡氏药品推销的对象，主要是广大的劳苦大众，向以薄利多销，为其营业方针：处于动荡不定的战乱处境，其困窘可想而知。然而胡氏仍旧尽力以赴，不但各大城市之分行，陆续开业，还筹备在广州设立制药厂：本来在港之药厂，足以供应内地所须，後因港产品，外销内地税结汇手续繁多，徒增成本，胡氏遂决定另设一厂。1947年5月19日，报端宣称其已着手进行，215　后因碍于法令，迟迟不能按期开工。同年5月中旬，胡氏到山头视察，打算恢复被日军破坏的汕头制药厂。正当仙重整事业时，国共战争已经逐渐扩大到非一决雌雄不可的地步。

　　十五、第三势力

　　身经战乱所造成的惨状，尤其是商业受到严重破坏，胡氏开始真正觉悟到，商人绝对不能超然政治。216　内战的继续，不但祸国殃民，也可能毁灭他在大陆，二十年心血建立的经营。他的既得利益决定了他的思想和立场，他在政治上的表现，必然走中间偏右的道路!。长期以来，胡氏一方面结交国民党党要，一方面支持左翼抗日力量。表面上看来，似乎是个骑墙派，实际上是出自于软弱阶级的无奈。事关胡氏在大陆的经济利益和他深厚的民族感情，抗日失利，就是亡国。从这立场出发，胡氏做了一系列似乎是亲共之事。在整个抗日过程中，他放手左翼人士通过《星华日报》搞抗日宣传：每当因言论过激，遭封闭时，胡氏挺身而出，过了关。当他捐巨款创办的永定侨育中学，因发现变成了共产党干部培训学校而被封闭时，他出面保护，学校才能继续办下去。思想左倾，反蒋的积极抗日分子胡守愚，曾经一度是他的秘书：抗日初期回国，在重庆和西安永安堂分行的安排下，到延安参加抗日。 1941年2月26日，重庆永安堂总经理胡万里，陪同胡氏在重庆嘉陵新村，接见专程到访的周恩来和叶剑英时，向他们透露这段历史。217


　　故此，当他呼吁华侨搞第三势力，218　阻止内战时，不会令人感到出奇。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爱国华商，也只能作出如此无可奈何的选择。他把期望寄托到南洋爱国华侨资本家身上，希望以经济建设福建的鸿图大计，一方面偿其生平企业救国之愿，另一方面团结华侨，阻止全面国共战争爆发。希望通过现代工业大生产的过程，淘汰分裂华人的小农经济，和铲除阻碍华人团结的帮派观念。219　正好当时适逢中国有识之士，积极搞第三势力。1945年12月16日，中国民主建国会成立。隔日，即17日，胡氏发表<呼请华侨大团结议>，220　建立第三势力。1945年12月30日，中国民主促进会成立。1946年2月中旬，胡氏宴邀各界侨领商讨组织华侨总会，并通过宣言，呼吁停止内战，实行民主，劳资合作，消除帮派，参于中国政治，支助当地政府，保护侨益。221

　　他呼吁海外华侨团结一致，动员人才，回国投资。为了实现计划，他主动与陈嘉庚从归旧好，搞大团结。他提出在福建设立经建银行，以方便支援在福建省展开的大规模建设，得到陈氏从旁声助。陈氏致函《星洲日报》叙述托中国银行汇款经过，谓其办事没信用，汇去之国币九百六十五万元不知去向。222　办银行以通侨汇，方便在国内投资，几乎是爱国华侨资本家的一个共同心愿，诸如，1952年司徒美堂也提出要搞一个。223　一场轰轰烈烈的经建运动出现了，认股非常踊跃，几乎席卷东南亚，乃是自抗日战争结束之后，最激烈的一次。可是没想到，宋子文一纸来函通知，因法律不准私人设立省级银行，计划遂告吹。胡氏大失所望，1947年5月3日，胡氏在港发表谈话，痛陈国民政府官僚腐败习气，认为是国家前途之隐忧。尤其大表不满宋子文拒绝批准设立福建经济建设银行。他公开1947年3月8日写给国民党秘书长吴铁城请代传陈当局襄助之函件。信中提及在金融波动风潮中，有人滥用职权，营私舞弊之事。譬如先向对己不利的进口货物征税50％，旋踵间，继而撤销，朝令暮改。然而对祖国建设应尽天职之求，却“不惜斤斤籍口法令，而不予以通融……。”224　当经建公司在厦门开正式成立大会时，他只派了儿子代表出席。225　胡氏沉重的心情，可想而知。虽然他已心灰意懒，但经建公司仍旧继续营业至1949年，始宣告营业结束，股东大会通过，把剩余资金港币十余万元，捐献给南洋大学。226

　　1946年，搞福建经建时，胡氏已年届六十四岁，垂垂老矣!眼见国家动乱不已，建设故国之宏图，遥遥无期。其失望之情和气愤，时而抒发於报端。他严词痛斥当局贪污罔法，政治腐败，呼吁国共双方言和，停止内战；警告与其寻死，弄得商业萧条，民不聊生，不如停战改革，实现民主，从事建设，彻底革除种种阻碍建国的恶习，227　才是富强之道。内战到了后期，美国愈卷愈深，胡氏在报端上，评击当局无民族自尊心，指责借外力而打胜战，苦的是人民，算不了胜利。228

　　十六、离开大陆

　　中国国民党内战失利，节节向南方败退。中国人民解放军攻陷广州，占据永安堂店楼，作为临时支援前线作战之用。事发之前，胡氏 因生意难做，早已将之出租过日，事后就完全断绝租息了。

　　接踵下来的是爱国公债事件，缘自新政权发售爱国公债时，胡氏早得消息，派遣胡梦洲到广州购买，229　后来竟被指责拒购。胡氏提出证据反驳，事态愈演愈糟。广州当局开始以强征高税，继而指控他逃税，胡氏亦逐一加以澄清。230　后来虽得广州当局，公开发表其失误之处，231　但胡氏已失去在大陆继续经营的信心。毕竟工商业只能在稳定的环境中，生存和发展!

　　胡氏与广州共产政权的交恶，可能来自三种原因：在激烈的政权易手期间，有人分辨不清民族资本与军政买办官僚资本共同体的界限：其次是性格的冲突：再其次是误会或陷害。胡氏是个华侨民族资本家，就和本土的民族资本家一样，不管在经济上，或政治上都属脆弱的社会经济阶层：这就决定了他们人格的依附性，军政官僚买办资本利益共同体垮了，无可奈何，只得另找依附。

　　胡氏曾通过其在《星岛日报》总编辑沈颂芳，与被北京派驻香港的潘汉年认识，潘氏乃中共长期做谍报工作的要员。北京后来派了人来香港与胡会谈。232　胡氏曾经前后在五天内，给叶剑英写了三封信。第一封署名日期是1950年1月5日，目的是提醒叶氏，在广州易帜前，他曾答应为广州儿童新村捐资十三万元，建造一座纪念文豹的礼堂。后只用了二万元建造了一座临时礼堂，尚结存十一万元。事关儿童福利，他希望叶氏给予指示，务冀尽速按原定计划建造。第二封信署名日期是1950年1月8日，这封信有追债之意。他告诉叶氏，七七战事之前，他拨款三百五十万元计划兴建千所小学：后因战事，只建了三百佘间，用了一百五十万元。剩下的二百万元，他奉当时政府之命，买救国公债，存人香港中国银行。再者抗战期间，捐款一千万元，图在全国各地，建立救贫医院，也因战事告停，遂把款存人内地中国银行。胜利后，向政府提及这两件事，希望能提出存款，照原定计划进行，结果是敷衍了事。第三封信，署名日期是1950年1月9日，因还未见到叶氏复函，开头就重提建设儿童新村之事，建筑费十馀万由他负。他得悉政府举办冬令救济，已经命广州永安堂，认定冬令粜米二万斤。他得悉政府销售胜利公债，也令广州永安堂认购二万份。233　明显的是，第一封算是投石问路，结果落了空，正当胡氏等待叶氏复函之际，罗冀群和李汉冲登门造访，向胡氏兜销胜利公债：前者是民国时期的政海红人，后者乃老国民党张发奎的秘书。他们言谈间有冲撞，一方习惯了旧官场作风，另一方却是见官高人一等，不卖你的账。据胡氏透露，两人因丢了脸，回去乱打报告，结果是广州当局强逼他缴纳十亿元所得税。234　胡氏的答复是，一不按数缴纳，但以协助广州政府解决财政困难为名，陆续向当局献捐为数各二亿和八亿元：二则向广州当局提出挑战，打赌港币一百万元，邀其查广州永安堂的帐目，证明永安堂必须缴纳那么大的数目。235

　　胡氏自小性格逞强好斗，自尊心特别强，尤其关系到面子，更不相容。经过二战和激烈的内战，胡氏在大陆建立的江山，已日落西山，各分店被动乱弄得亏折大半。再加上广州当局的不给脸，三十六计，还是走为上计。他和当局的关系，直转下滑。在他旗帜下的报纸，火药味也愈来愈重。胡氏在大陆的产业，终于全部被没收，胡氏遂倾全力向东南亚发展，直到1983年5月20日，福建省人民政府始全部归还给其后人。236

　　胡氏一生虽广结人缘，在中共高层里，却没有得力的朋友。一但政权更替，他必然有失落之感。其手下右倾报人，虽趁机尽挖苦中共之辞，胡氏头脑可还很清楚。他反对的是中共的教条主义和官僚作风，而不是其思想。237　胡氏是个民族意识极强的人，非常担心俄共对中国有什么不良的企图。238　在那纵横捭阖的年代，胡氏始终没有觉察到，中共大多数的中坚人物，都是在轰轰烈烈的五四反帝反军阀爱国运动洪流中成长的坚定爱国者，他们也是和他一样，自小已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

　　胡氏在大陆二十年经营的结局是个悲剧。抗战时期，厦门、汕头、广州、上海、天津、汉口、西安、台湾和海口的分行都因沦陷而停业或被日军摧毁，239　汕头工厂厂内一切，为日军毁灭无佘。240　新加坡永安堂总行与制约厂所存药品和原料都被抢夺一空。241　他捐建千所小学，剩余的两百万元捐款，一千万元的捐助医院建造费，以及五十万元救国公债，两千五百万元的营业所得，都在金圆券的贬值狂泻中，几乎化为乌有。战后内战扩大，民不聊生，从1946年战后恢复营业算起的四年里，他的六家分行，总共亏了港币一百八十六万元。242　大陆易手之初，福州永安堂的房屋，因债务关系，部分房屋抵押给神州药房：《星闽日报》的房屋财产，也被变卖，还银行欠款以及员工遣散费。243

　　进入暮年的胡氏，回顾往日的风光，想必感叹多端。爱弟爱儿已逝，他的得力助手公子胡好，因飞机失事而殉职，第三妻子受尽日军折磨，他的企业王朝，也几经破坏。国家彻底分裂，政权易手致使他失去了依附的势力。国计民生，何去何从?饱经忧患的他，加上在东南亚事业发展的劳累和压力，体质衰退，终于得了恶疾。起先疑是胃病，去欧洲找专科医生治疗：诊断结果可能是隔膜下有脓肿，需要开刀。胡氏知道病情不严重，乃选择药物治疗，遂返回香港。244　不久病情恶化，可能是发生在1953年12月初，或接近第三个星期，因为该年12月19日，他在新加坡立下了遗嘱。1954年7月16日，在陈金枝和胡医生的陪同下，飞往波士顿医治，开刀割除了受癌毒侵害的胃部。8月20日出院，下榻于纽约一家酒店，受到当地侨社热情宴迎。归途在三蕃市也受到相同的热烈招待。8月26日，飞往檀香山，因盛情难却，出席了消耗大量精力的洗尘大宴。突然间胡氏感到腹部剧痛，被送往皇后医院开刀，发现严重的膈下脓肿阻塞。8月29日动大手术，9月4日突然心脏病爆发，于晚上8时45分去世。245

　　从此这个世界又少了一个忧国忧民的企业家。他留下了一份简单而令人深思的遗嘱，它明示遗赠二十四个包括陈金枝和胡仙在内的亲属，他们所得相差甚大：从妻子，儿女，到孙子，最少的数目是叻币一千元，最高则二万元，全部总数高达二十六万四千元。遗嘱指定陈金枝和胡仙为信托人，嘱托在扣除其所有身后开支和现款遗赠后，她们俩负责变卖其所有之动产和不动产之后所得，各得一半。胡氏要求她们根据情况，自由判断，在新加坡和其他地方，做慈善和公益事业，继续捐献社会。246　她们母女没有辜负胡氏的厚望，尤其是近年在家乡永定县，钜额捐资建设，继续胡氏救世和振兴中华的宏愿。1993年胡仙成立了胡文虎基金会，至1998的五年内共捐了人民币一千六百五十九万八千元的巨款办公益，建设中小学，重点还是放在小学。247

十七、结语

　　胡文虎一生走过的道路，典型地反映了苦难时代，华商坎坷的一生。胡氏一辈子生活在民族资本、爱国货运动不断出现的艰辛年代。在舶来品倾销中，挣扎求存。

　　终其一生，胡文虎奉行三民主义中的民生主义，正面避开政治，常抓住时机，提倡和身体力行，开拓实业。248　期望中国动乱战乱停止，发展经济，在和平建设的大好环境中，他不但可以施展创办企业的才干，也能实行其“以社会之财，还诸社会”的“儒商”企业文化，建立一个繁荣富强，有民族自尊心，能企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中国。

　　为了达到此目标，他期望孙中山先生国共合作的政策，能朝着振兴中华的方向迈进。但作为一个海外民族企业家，在那兵荒马乱，弱肉强食的世界，要生存就得有靠山。他必须与各类军政上层人物打交道，尤其是在大城市，如上海和香港那样龙蛇杂居之地，要求大规模发展，与青帮和三合会的联系，就更为必要。胡氏身处大陆大半世，共产势力不在城市，对他的企业生存和发展，毫无帮助。直到广州易手，才感到压力，他始主动接触共方。

　　虽然胡氏与国民党党要过从甚密，他们是否真的把他当自己人，则很难说；至于他是否曾经加入国民党，至今仍旧无法说得清。实际上，国民党上层，在临危时并没有帮助过他，致使其沦为阶下囚。根据胡知非的回忆，胡氏“对国民党人不预先明告他日军进攻前夕香港严重情势，及派人来接他到国内去很气愤”。胡氏对他说，“我对国家，可说尽了不少的力，捐了不少的钱，也被称为爱国华侨，但有事了，便记不得我们。”249

　　当军政官僚买办资本利益共同体，被共产党铲除后，又来了一个人民民主专政，搞了个公私合营，合作社，改造资本家，没收官僚资本产业和大地主土地，行计划经济，来个翻天覆地。在这样的过渡时期，弄得胡氏无所适从。他一辈子，习惯了自由经商，一看到不满之事，就在报端直言批评或大鸣不平。香港行政效率之高和自由贸易的运作，方是他施展才华，心所向往经商之地。胡氏自小已是野性十足，一生不改，绝不任人呼来唤去。

　　胡氏一生，靠拢国民党上层人物，巴结青帮，抗战时期支持共产党，被软禁时助日军运粮，这一系列现象，表面上看来，他只是个为了个人利益，而四面求圆。朱鲁大认为胡氏有“圆滑过人之处”，是个“有办法的人”。250　胡氏处事做人的圆滑，一方面固然显示了他的智慧，另一方面显示了一个民族资本家，身处乱世也只可能无可奈何地做到外圆内方。胡氏也有圆得太过分的时候，譬如他在新英伦浸信会医院施行手术出院后，对波土顿环球报记者所作的反共言论，就有讨好美国人的味道。251

　　胡文虎留下的庞大企业王朝，至今已分崩离析，然而他的“以社会之财，还诸社会”的经营宗旨，252　仍旧是人类重要的企业文化遗产。它多少乖离了生产社会化而占有个人化的资本主义生产规律，可说是对人类社会从野蛮走向开化，文明进步的道路上，提供了另一新的启示。

　　胡文虎忧国忧民，行善救世，经营宗旨几十年不变，实不容易。其之能始终贯彻，除了受人生观影响之外，还受到他的经营宗旨体制化这个重要前提所制约。更为重要的是，他在救苦救难的社会实践过程中，冀望通过企业救国，改变贫穷落后的中国之坚定信念。他经常巡视养老院，孤儿院，长期接触到社会底层贫民凄苦的一面。在崇高理想的带动下，他奋然以他的财力，解决民困，为社会国家造福。

　　胡氏的经营宗旨具有一定的时代性，是海内外华商在中华民族几近沦为亡国奴的极度困难时期，集体发出来的光芒；是全体华商成长时期，遭遇无穷无尽的民族灾难，挣扎求存所激发出来的爱国忧民，救苦救难的人道主义精神。

　　胡文虎一生行善，究竟他有没有其他企图呢?笔者不打算正面答复。从下面胡氏于1939年初， 《星槟日报》创刊庆宴上，坦率的讲话中即可看出端倪。当时在场的，有应胡氏之邀，参与其盛的郁达夫。胡氏宣布报纸负有为国抗战的责任，但更坦诚地说， “我不想隐瞒，办报的另一目的，那就是为了给虎标诸药做广告宣传”。他引用了一句客家俗语说， “裁缝师傅不偷布，他的老婆莫穿裤。”253　还有一个例子，胡氏有一次在公共场所，抒发他的取诸社会还诸社会的经营哲学时，有人问他， “某人从社会拿了十包米，究竟要还诸十包，五包，还是一包?，，胡氏答道， “这就要看某人的良心和判断了。然而对于我来说，还诸全部，那是愚蠢的。以钱赚钱，多赚多给。假若我连种子都给了，那么还有什么剩下给人呢?”254

　　不过，笔者不想对胡氏作超时代的要求，每一个人，除了个别情况之外，都受到时代的局限。人性的社会本质是在一定的社会经济形态中，求温饱的互动具体“自我”。假若他是西藏政敦合一农奴制社会中的农奴，他终身只能是个高级生产工具。胡氏身处在兵荒马乱年代，在一个以功利为行为准则的资本主义社会，能置身处地为别人想想，已算是一种难得的善行。


注脚：
　　1．(胡平省长就归还胡文虎在福建房屋财产事答记者问)，《胡文虎研究》增刊一(1985年7月)，页ii，新加坡《联合早报》，1983年，5月31日，6月1日。胡文虎 一位华商对国家与社会的贡献
　　2． Sam King， Tiger Balm King(Singapore：Times Books International，1992) ，pp．47-50．
　　3． Ibid,pp．216-7．
　　4． Ibid,p.3
    5．廖建裕和辜美高两位教授在这方面提醒笔者运用史料时，应该注意之事项。因此笔者删除了本文某部分之引述，谢谢。
　　6．本文承蒙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图书馆主任李金生君，于笔者出席研讨会前，对前言部分提出修正，李元瑾博士在研讨会上对全文的指正，以及林水榛、何启良、何国忠诸君拨冗编辑，笔者在此特以致谢。并谢谢正在写硕士论文的黄佟葆同学，同事蓝宏敏君，对本文之遣词用字，提出宝贵意见。
　　7．康沛竹： <晚清灾荒频发的政治原因)，《中国近代史》(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K3，第9期，页24-26。
　　8．袁丁：《晚清侨务与中外交涉》(西安市：西北大学出版社，1994)，页1141。本书乃根据作者暨南大学历史系，博士论文修改而成。
　　9．温故知：《胡文虎与槟城》(吉隆坡：辉煌出版社，1984)，页56。
　　10．<胡文虎先生百龄诞辰纪念特刊>，《星洲日报》(1983)，页21。
　　11．《星洲日报》(1947年9月8日)，第5版。
　　12．刘绍唐主编：<胡文虎>，《民国人物小传》第4册(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1)，页175。
　　13．胡一虎：《口述历史访谈》，(新加坡：国家档案馆，1980年12月15日)，页21。
　　14．John S.N.Chan，“An Exploratory Study OfAw Boon Haw's Thought”，《南洋学报》第52卷(1998年8月)，pp．43-44．关楚璞主编： <胡文虎先生小传)，《星洲十年》 (新加坡：星洲日报社，1940)，页4。
　　15．<胡文虎先生小传>，页4。
　　16. 同前注。
　　17.John S.N.Chan，"An Exploratory Study of Aw Boon Haw's Thought"， pp．35，28，31，35-42.
　　18．《星洲日报》，1947年10月10日。
　　19．《星洲日报》，1947年9月8日。
　　20．《星洲日报》，1948年2月2日。
　　21．《星洲日报》，1948年1月23日，第5版。
　　22．温故知： 《胡我与槟城》，页40-41。
　　23．Sam King，Tiger Balm King,p．6-101。
　　24．Sam King，lbid,p．62．
　　25．<胡文虎先生小传)，页4。
　　26．同前注。
　　27．胡梦洲：<大慈善家：胡文虎先贤>，胡命甲编：《重修胡氏族谱》(泰国：胡益安机构资助，1986)，页510。
　　28．罗溱庆：<胡文虎的星系报与永定籍的新闻战士)，胡文虎研究挣第6卷，第三期(1988年)，页38。
　　29．《星洲日报》，1929年1月19日。
　　30．胡文虎：<为请办中医药学校及中医院事上蒋主席之书)，张永和：《胡文虎传》(新加坡：崇文出版社，1993)，页75-76。
　　31．胡万里口述，胡永忠整理：<胡文虎在重庆>，《胡文虎研究》第2期(1987年4月)，页8。
　　32．王世均、黄绍洲： <民生公司与外商的竞争)，《文史资料选辑》第36辑 (总第13辑)，(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9)，页21-35。
　　33．Biographies of Chinese Leaders (Shanghai ：The China Weekly Review,1936)，p.108.
　　34．<胡文虎先生小传>，页4。
　　35．S.N.Chan，"An Exploratory Study of Aw Boon Haw's Thought"，pp．44-45．
　　36．胡知非：<胡文虎轶事>，《胡文虎研究》第2期(1987年4月)，页9。
　　37．江斌： <胡文虎夫事>，《胡文虎研究专辑》(龙岩师专；1992)，页324。
　　38．《胡文虎发达趣史》下册(澳门：宇宙出版社，1967)，页146。
　　39．John Chan Chuan Chye，Aw Boon Haw：An outsider Struggle for Chinese Leadership in Singapore (Department Of History,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1988/89)，12．
　　40．Sam King，Tiger Balm King，p.20．
　　41．施耐庵，罗贯中著；潘渊较点： 《水浒全传》(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94) 。
　　42．胡知非原辑，陈丹心增补：<胡文虎大事记>，《胡文虎研究》，第2期(1987年4月)，页13。
　　43. <胡氏事业史略>，关楚璞主编：《星洲十年》 (新加坡：星洲日报社，1940)，页126。
　　44．Biographical Dictionary of Republican China V.II (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1968)，p.179.
　　45．康吉父：《胡文虎传》 (香港：龙门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84)，页87。
　　46．胡知非原辑，陈丹心增补，<胡文虎大事记)，页13。
　　47．毛泽东：<七律，和郭沫若同志>。
　　48．Sam King，Tiger Balm King, p.361
　　49．<胡氏事业史略>，页129-130。
　　50．《胡文虎发达趣史》下册，页111。
　　51．<胡文虎先生小传>，页6.
　　52．Interview of Datin Kow Aw， Aw Boon Haw：Oral History (Singapore National Archives，June 1981)
　　53. Sam King，Tiger Balm King， p.46．
　　54．John Chan Chuan Chye, Aw Boon Haw：An outsider Struggle for Chinese Leadersh in Singapore，pp．20-21．
　　55．朱汉国主编：《南京政府纪实》 (安徽：人民出版社，1993)，页77-78。
　　56．胡文虎：(发展航业一个建议)，《星洲日报周年纪念册》(新加坡：星洲日报社，1930)，PFI。
　　57．胡文虎：<本刊弁盲)，《星洲日报二周年纪念特刊》(新加坡：星洲日报社，1931)，甲2。
　　58．Sam King, Tiger Balm King, p.192.
　　59．Sam King，Ibid，P.190．
　　60．<胡氏事业史略>，页69。
　　61．《胡文虎发达趣史》上册，页68。
　　62．同前注，页72。
　　63．叶观仕，《马新新闻史》 (吉隆坡：叶观仕，1996)，页65。
　　64．《星洲日报》1950年5月1日；胡以按编：《中川史志》，(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1988)，页130。
　　65．《华侨华人史书刊目录》 (北京：中国展望出版社，1984)，页170。
　　66．胡文虎：<十年办报之回忆>，主编李逢蕊，编辑江斌，《胡文虎研究专集》(龙岩师专，1992)，页99。
　　67．“Hu wen-hu” in Howard L．Boorman and Richard C.Howard (eds.)、Biographical Dictionary of Republican China (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68)，V01.II, p.179.
　　68．刘绍唐主编《民国人物小传》第四册(台5g：传记文学出版社，1989)，页174。
　　69．《北京图书馆馆藏报纸目录》(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1)。
　　70．《上海图书馆馆藏中文报纸目录1862-1949》(上海图书馆，1982)。
　　71．《胡文虎发达趣史》下册，页136；<胡氏事业史略>，页136。
　　72．罗溱庆：<胡文虎的星系报与永定籍的新闻战土>，《胡文虎研究》第3辑(1988)，页38。
　　73．康吉父：《胡文虎传》补遗，《南习极》第200期，(1987年3月16日)，页95。
　　74．香港一读者，<关于《胡文虎传》补遗)，《南北极》第200期(1987年3月16日)，页9。
　　75．《胡文虎发达趣史势上册，页67。
　　76．同前注，页48。
　　77．同前注，页68-69。
　　78．巫仁愠： <日治时期的胡文虎>，《南北极》176期(1985年1月16)，页91。承蒙朱鲁大兄影赠其作，万分感谢。
　　79．John Chan Chuan Chye，Aw Boon Haw： An outsider's Struggle for Chinese Leadership in Singapore，pp.20-21．
　　80．陈国庆：<我的父亲>，《回忆陈嘉庚——纪念陈嘉庚先生诞辰一百一十周年》(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4)，页57。
　　81．康吉父：《胡文虎传》，页62。
　　82．同前注，页176。
　　83．John Chan Chuan Chye，Aw Boon Haw：An outsider's Struggle for Chinese Leadership in Singapore，pp．20-21．
　　84．Sam King，Tiger Balm King, p.177．
　　85．Sam King，Ibid, p.180．
　　86．Sam King，Ibid,p.180-183．
　　87．康吉父，《胡文虎传》，页64。
　　88．Straits Settlements Government Gazette， 22 March， 1928 V01．LXIII，Jan.-Mar．1928 (Supp.Jan.-Mar.1928)。
　　89．Straits Settlements Government Gazette， Dec， 1929，vol. LXIV (Supp．Dec．1929)，p．2602．
　　90．康吉父： <胡文虎传) (四) 《南北极》，第126期(1983年12月16日)，页59。
　　91．吴华： 《新加坡华文中学史略》，(新加坡：教育出版社，1976)，页27。
　　92．《胡文虎发达趣史》上册，页21。
　　93．陈嘉庚： 《南侨回亿录》上册，页38-39。
　　94．《胡文虎发达趣史》上册，页22-23。
　　95．郑良树：<胡文虎与新马华文教育)， 《愿景季刊》第3期(2000年1月)，页32-34。
　　96．立人编：《十二名家白话句解孙子兵法》 (九龙：永泰书局)，页76。
　　97．《沦语注疏》何晏集解，阮元校勘，上册(弘毅出版社)，页186。
　　98．同前注，页189。
　　99．同前注，页180。
　　100．立人编：页34，40。
　　101．罗懿： (我所知道的胡文虎生平点滴>，《胡文虎研究》第2号(1987)，页52。
　　102．作者曾经为陈氏访延安之事，请教过吴教授。
　　103．陈国庆：<我的父亲)，页65。
　　104．胡永忠：<永安堂重庆分行始末)， 《胡文虎研究专集挣，页82-83。
　　105．Liren Zheng，Overseas Chinese Nationalism in British Malaya 1894-1941，Ph.D．dissertatio《(ComellUniversity，1997)，Pp．404-407．次论文是作者国立新加坡大学中央图书馆的同事覃业藩先生协助搜集而得的，谨此致谢。
　　106．Liren Zhen．ibid,pp．406．
　　107．胡万里口述，胡汞忠整理： <胡文虎在重庆)， 《胡文虎研究》第2期(1987)，页5。
　　108．杨建成主编：《南洋华侨抗日救国运动始末一九三七—一九四五》(台北：中华学术院南洋研究所，1983)，页75。
　　109．曾瑞炎：《华侨与抗日战争》 (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88)，页143。
　　110．同前注，页143。
　　111．<胡氏事业史略>，页37及177。
　　112．《三十年代华侨领调查报告书续编》，台湾总督府外事部所汇编，汉泽成刊 (台北：中华学术院南洋研究所，1983)，页24。
　　113．Interview of Datin AW Kow, Oral History, Aw Boon Haw (Singapore National Archives，4 June l981)，p．27．
　　114．Datin Aw Kow,Ibid, p.11．
　　115．(胡浪曼先生关于胡文虎研究的两封信>，《胡文虎研究》第三辑 (1988)，页51。
　　116．罗溱庆：(胡文虎的星系报与永定籍的新闻战士)，页37。
　　117．Datin Aw Kow, Oral History, Aw Boon Haw，p.11．
　　118．<胡氏事业史略)，页174。
　　119．Datin Aw Kow, Oral History, Aw Boon Haw，p.13．
　　120．<胡氏事业史略)，页126。
　　121．胡文虎：<本刊弁言)，《星洲日报二周年纪念特刊》(星洲日报社 1931)，甲2。
　　122. John S.N.Chan，“An Exploratory Study of Aw Boon Haw'sThought”，pp.35-36．
　　123．教育部教育年鉴编撰会员会编《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上海：1948)，页191。
　　124．《星洲日报》，1950年4月10日。
　　125．<胡氏事业史略>，页6-8。
　　126．同前注，页64-65。
　　127．《星洲日报》，1950年4月10日。
　　128．高云飞：<胡文虎捐建小学百所管理委员会公函，中华民国二十六年一月 廿七日>，《胡文虎研究》增刊一，(1985年7月)，页38。
　　129．<胡氏事业史略>，页1-16, <胡文虎先生传略>，《星岛日报》，1983年2月7日。郑良树：(胡文虎与新马华文教育)，《愿景季刊》第三期(2000 年1月)，页34-35。谢谢陈剑君及时告知和送阅此文。
　　130．许苏吾编著：《新加坡华侨教育全貌》(南洋有限公司，1949)，页104-105。
　　131．《星洲日报总汇报联合版》，1946年1月17日，第4版。
　　132．<胡氏事业史略>，页8-9。
　　133．许苏吾编著： 《新加坡华侨教育全貌》，页104。
　　134．陈六使1954年1月16日回复胡氏之函， 《南洋大学创校史》(新嘉坡南洋文化出版社，1965)，页83-84。
　　135．南洋大学史料汇编委员会：《南洋大学史料汇编》(吉隆坡：马来亚南洋大学校友会，1990)，页14。
　　136．同前注，页16。
　　137．《星洲日报》，1954年1月1日。
　　138．陈六使1954年1月16日回复胡氏之函， 《南洋大学创校史》，页83-84。
　　139．<胡文虎函陈六使询建校受阻>， 《南洋大学创校史》，页83，95。
　　140．Sam King，Tiger Balm King, p.111．
　　141．胡以按编， 《中川史志》，页21。
　　142．<胡氏事业史略>，页126。
　　143．<胡氏事业史略>，页17-135。
　　144．Datin Aw Kow, Oral History, Aw Boon Haw，p.18．
　　145．<胡氏事业史略>，页17-31，55-135；<胡文虎先生传略>，《星岛日报》，1983年2月7日。
　　146．<胡氏事业史略>，页37-54。
　　147．同前注，页55-135。
　　148．<抗战)三日刊1938年4月29日，页4。
　　149．<胡氏事业史略>，页62-63。
　　150．同前注，页63-66。
　　151. John S.N.Chan, "An Exploratory Study of Aw Boon Haw's Thought", pp.29-30.
　　152. Paul Henry Mussen, John Janeway Conger, Jerome Kagan, Child Development and Personality (New York: Harper& Brothers, 1956) , p. 327.
　　153. 陈星南译。原文: "shall have and shall exercise in his uncontrolled discretion the power to appropriate out of the annual net profit of the company a sum not exceeding filly percent thereof in each financial year and to pay or contribute in the name of the company or in his own name the whole of the money so appropriated to any local, foreign or other charities or otherwise apply for any charitable and / or benevolent purpose in such proportions and at such time and in such manner as the said Aw Boon Haw shall at the like discretion think fit and deserving." (Sam King, Tiger Balm King, p. 294)
　　154．<胡氏事业史略>，页26。
　　155．陈真存：<我的伯父)，《回忆陈嘉庚——纪念陈嘉庚先生诞辰一百一十周年》 (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4)，页65。
　　156．康吉父：《胡文虎传》，页50。
　　157．John Chan Chuan Chye，Aw Boon Haw：An outsider's Struggle for Chinese Leadership in Singapore，pp．43-44．
　　158．彭兆荣：<一分来自中国边远山村的报告——转达青瑶族对胡氏兄弟的感激>， 《胡文虎基金会成立五周年纪念专辑》(香港：胡文虎基金会，1998年8月)，页140-141. 彭教授任职于厦门大学人类学研究所。谢谢同事林伟发君示余此专辑。
　　159．Ng Kim Teck, Tourist Attractions；A Study of Haw Par Gardens (Nm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Dept of Geograph ~1984/85)，Leave 49．
　　160．康吉父：《胡文虎传》，页51。
　　161．胡知非： <胡文虎佚事>，页10。
　　162．江斌整理，胡殷口述： <孔雀开屏>，《胡文虎研究专集》，页348。
　　163．彭兆荣： <一分来自中国边远山村的报告——转达青瑶族对胡氏兄弟的感激)，页140-14l。
　　164．<胡文虎先生传略>，星岛报业同人辑， 《胡文虎先生百龄诞辰纪念特刊，星岛日报》，1983年2月7日，页20-21。
　　165．<胡文虎先生小传>，页5。
　　166．Sam King，Tiger Balm King,p．325．
　　167．Sam King, ibid,p．326．
　　168．Sam King，ibid,p．329．
　　169．Sam King，ibid,p．329．
　　170．Sam King，ibid,pp．329-320．
　　171．Aw Boon Haw's Last Will，19 December l953，Singapore.(Hong Kong Public Record Office)，p.1. 在此，我非常感激South Morning Post的Mr.Gren Manuel电传这份文件，以及其发表于1998年4月5日的文章“Mogul's will puts end to mystery，”给我。
　　172．Sam King，Tiger Balm King, p.328．
　　173．Sam King, Ibid, p.330．
　　174．Sam King, Ibid, p.329．
　　175．<东条英机，胡文虎会谈要旨(纪录稿)>，段梅译，《近代史资料》总85号(北京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页117。译文是根据日本伊藤隆，广桥真光，片岛纪南编集的《东条内阁总理大臣机密记录》所载<大臣与胡文虎会谈要旨>。这译文为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史所的管宁君所推荐。他对洪卜仁和孔永松撰写的(论胡文虎在香港沦陷期间的大节——还胡文虎的历史真面目)一文里引用的“会谈旨要”翻译，有重大更正。段梅译文釆纳了他的修正文，请参考<对<论胡文虎在香港沦陷期间的大节)一文中引述的日文译法之商榷>，管宁著：《抗日战争研究》第2期，1994，页 221-225。在修正文末段，他评道，“对历史人物的评价问题是一个严肃的问题，必须忠于史料，事实求是，像以上一些错译和任意删节，易使读者对胡文虎 1943年的东京之行产生错误的理解”。
　　176．陈鹏仁译：(昭和天皇回忆录) (台北：台湾新生报出版部，1991)，页75。
　　177．胡文虎：<何事赴东京)，《胡文虎研究专辑》，页17-18。此文乃胡氏为澄清去东京而作，1943年11月22日在《全闽新日报》发表。
　　178．张丽著：(抗日战争时期香港的内地难民问题)，《抗日战争研究》第4期(1994年)，页135-136。
　　179，同前注，页139。
　　180．胡文虎：<何事赴东京)，《胡文虎研究专集》，页218。
　　181. 康吉父，《胡文虎传》补遗，页95。
　　182．杨蔚云：(抗战末期蒋军勾结敌伪一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十八辑(北京：中华书局，1981)，页102-106。
　　183．巫仁愠：(日治时期的胡文虎)，页91。
　　184．康吉父：《胡文虎传》补遗，页95。
　　185．巫仁愠：《日治时期的胡文虎》，页91。
　　186．SamKing，Tiger Balm King.，p.328．
　　187．《胡文虎发达趣史》上册，页69。
　　188．巫仁愠：《日治时时期的胡文虎》，页91。
　　189．John S.N.Chan，“An Exploratory Study of Aw Boon Haw's Thought"，.32．
　　190．康吉父，《胡文虎传》补遗，页95。
　　191．洪卜仁，孔永松：<关于胡文虎在香港沦陷期间的动态及东京之行的管见>，《胡文虎研究专集》，页230-231。
　　192．HowardL Boorman and Richard CHoward，(eds.)，Biographical Dictionary of Republican China，V0l.II(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1968)，p.179．
　　193．洪卜仁，孔永松：<关于胡文虎在香港沦陷期间的动态及东京之行的管见)，《胡文虎研究专集》，页230-231。
　　194．《星洲日报总汇报联合版》，1946年1月12日。
　　195．《星洲日报》1929年1月21日，页7。
　　196． Straits Settlements Government Gazette，19 July 1929．
　　197．《南准华侨抗日救国运动始末1937-1942》(台北：中华学术院南洋研究所，1983)，页36。此系译自日战时情报资料。
　　198．《胡文虎发达趣史》上册，页74。
　　199．龙云；<抗战前后我的几点回忆)，《文史资料选辑》第十七辑（1981），页60。
　　200. 施乐渠：蒋介石在抗战期间的一件投降阴谋活动)，《文史资料选辑》 第一卷，第一辑(内部发行)，(北京：中华书局，1980)，页65-67。阎宝航，<补充，订正，质疑，对‘蒋介石在抗战期间的一件投降阴谋活动’一文的意见)，页86。
　　201．JohnS.N.Chan ，“An Exploratory Study of Aw Boon Haw's Thought"，p.28．
　　202．吴开先：<抗战期中我所见到的杜月笙先生>，恒社族台同仁编：《杜月笙先生(镛)纪念集》，(文海出版社，1954)，页39。
　　203．同前注，页35。
　　204．杨蔚云：<抗战末期蒋军勾结敌伪一例)，《文史资料选辑》第十八辑，(北京：中华书局，1981)，页108。
　　205．吴开先：<抗战期间我所见到的杜月笙先生)，页42。
　　206．吴相湘：<颜惠庆力倡主动外交)，《民国人物列传》(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6)，页533-534。
　　207．《中国近现代人名大辞典》(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89)，页737
　　208．《中国人名大词典?当代人物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2)，页2156。
　　209．任贵祥：<华侨支援祖国抗战研究成果点评)，《抗日战争研究》 (北京：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主办，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辑，1996年第3期)，页30-31。
　　210．胡万里口述，其子胡永忠整理：<胡文虎在重庆)，《胡文虎研究》(1987年4月，第2期)，页5。
　　211，关志钢：<新生活运动“反共论”析)，《深圳大学学报》，第1期(1999年2月，第16卷)，页65-68。
　　212．陈丹心编撰，李逢蕊审校： <胡文虎风云录)，《胡文虎研究》第1号(1985年7月)，页32。
　　213．同前注，页27-28。
　　214．立人编：《十二名家白话句解孙子兵法》(九龙：永泰书局)，页68。
　　215．《星洲日报》，1947年5月19日。
　　216．胡文虎： <吁请华侨大团结议>， 《南洋商报报》，1945年12月17日。
　　217．胡万里口述，胡永忠整理： <胡文虎在重庆)，同上，页6。
　　218．胡文虎： <吁请华侨大团结议)，1945年12月17日。
　　219．《星洲日报报》，1946年11月20日，页5。
　　220．《南洋商报》，1945年12月17日。
　　221．《星洲日报总汇报》，1946年2月。
　　222．《星洲日报》，1946 年11月5日。
　　223．巫乐华： <司徒美堂>，《华侨华人历史研究》第1期(1988年)，页27．
　　224．《星洲日报》，1947年5月3日。
　　225．有关详情，作者已有另文提到，见John S.N.Chan，“An Exploratory Study of Aw Boon Haw's Thought”pp.39-43．
　　226．<胡文虎先生传略，胡文虎先生百龄诞辰纪念特刊>，《星洲日报》，1983年2月7日页21。
　　227．《星洲日报》，1947年5月6日。
　　228． JohnS．N．Chan, “An Exploratory Study of Aw Boon Haw's Thought”，pp.44-45．
　　229．胡以按主编：《中川史志》页22-3。
　　230． John S.N.Chan，“An Exploratory Study of Aw Boon Haw's Thought"，pp.45-47．
　　231．《星洲日报》，1950年6月8日；John S.N.Chan，“An Exploratory Study of Aw Boon Haw's Thought", p.47。
　　232．康吉父：《胡文虎传》补遗，页95。
　　233．《星洲日报》，1950年4月10日。
　　234．同前注。
　　235．同前注。
　　236．<胡平省长就归还胡文虎在福建房屋财产事答记者问)，页ii。
　　237．美国《波士顿环球报》，1954年8月10日，(中译文)。《星洲日报》。1954年8月27日。
　　238．<胡文虎在旧金山与记者约1小时会见>，旧金山25日合众电，《星洲日报》，1954年8月26日星期四。
　　239．《胡文虎发达趣史》上册，页63； <胡氏事业史略>，页172。
　　240．<胡氏事业史略>，页172，241．《胡文虎发达趣史》上册，页63。
　　242．《星洲日报》，1950年4月10日。
　　243．<胡平省长就归还胡文虎在福建房屋财产事笞记者问>，页ii。
　　244．Sam King，Tiger Balm King, p.361。
　　245．Sam King，Ibid，pp．363-365；有一种说法，诊断为肝癌，见温故知：《胡文虎与槟城》，页76；也有说是因血管栓塞，见《南北极》1987年，总202期，页9。
　　246．Aw Boon Haw's Last Will，19 December l953，Singapore (Hong Kong Public Records Office)，p.2.
　　247．<胡文虎基金会五年来捐助项目一览表>，《胡文虎基金会成立五周年纪念专辑》(香港：胡文虎基金会，1998)，页88-89.
　　248．John S.N.Chan，“An Exploratory Study of Aw Boon Haw's Thought", pp.35-38．
　　249．胡知非：<胡文虎佚事>，页12。
　　250．巫仁愠：(日治时期的胡文虎)，页91。
　　251．美国《波士顿环球报》，1954年8月10日。
　　252．(胡文虎先生小传)，页4。
　　253．同前注，页2。
　　254．<胡文虎风云录>，页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