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前言：时代背景
祖籍中国福建省同安县集美村，陈嘉庚(1874-1961)的一生，横跨两个世纪，纵跃三大朝代，是中华文明从衰弱转变到现代化的复兴过程，亦是中华民族从危机四伏、苦难重重到解脱与翻身的历史开端。在东南亚，陈嘉庚处身在大英帝国由全盛到崩溃的历史行程。在这个百年内忧外患、百年变革图强的客观环境里，中华民族中的有志之上，从林则徐、洪秀全、曾国藩、康有为到孙中山、陈独秀与毛泽尔，前仆后继地向西方寻求富国强兵的途径与科学真理，为国家、民族与文化的存亡而奋斗。康有为“百日维新”，疾呼“观万国之势，能变则全，不变则止”。继之有孙中山领导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革命运动，宣言“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广”。不幸，清帝逊位后，革命尚未成功，遂有五四新文化、新政治、新社会运动的爆发。一方面彻底清除千年来儒家思想的积弊，另一方面向西方先进的科学与民主进军。可惜，从五四运动的行列中走出了两股水火难容的政治与思想势力——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最终导致全国内战(1946-1949)。作为一位寄人篱下而富有民族思想的陈嘉庚，勇于接受时代挑战，敢于参与变革的行列，为振兴中华、提高民族自豪感而为中国与新马社会，做出宏伟且不可磨灭的贡献。
二、儒、儒商与陈嘉庚
陈嘉庚在集美接受私塾教育凡九年(1882-1890)，初所学《三字经》及《四书》，不求甚解。至十三四岁，始读《四书注》，仍一知半解，但已有进步。虽然如此，以勤学自称的陈嘉庚，比不少同时代的移民强。他不但识字，且对儒家经典中的做人道理，价值观念，都有所心领与赏识。他对“孝”的了解与实践，毫无疑义。十七岁奉父命出洋，在其父陈杞柏经营的顺安米店学习商务。二十岁奉母命回梓娶板桥乡秀才张建壬之女张宝果为正室。1898与1900年，陈嘉庚两度回乡，处理其母逝世与安葬等事，以尽孝道。成家立业后的陈嘉庚，在其儿女的心目中，并非是一位“慈”父，而是一位威严有加的长辈，极力反对其三儿的婚事，因为所娶的是一位社会有名的“社交女郎”。他痛责五儿陈国庆十五岁生日时打领带，认为这是虚浮浪费的行为。他一生坚持反对父母遗产留给子孙，宣扬“公益义务，能输吾财，令子贤孙，何须吾富?同侨君子乎，须知贤而多财则损志，愚而多财则益过，儿孙自有儿孙福，勿为儿孙作马牛”。1 陈嘉庚逝世时，资产百万、在其遗嘱中亦未有把遗产分割给儿孙的条文。这些例子，证明陈嘉庚了解“孝”的涵义，但认为国家与社会的利益要比私人的、家庭的。孝”要来得重要。当国家与社会有难，“天下兴亡、匹大有责”的美德与“取诸社会，用诸社会”的实践，要取代“孝”的价值观念。
陈嘉庚在新加坡奋斗达五十年，虽未有史料显示他积极推动儒家心想，但他曾在二十年代成为石叻孔教会会员，且于1927年中选为该会的执委之一。2 由此可见，他还念念不忘《四书》、《五经》，尚希望从儒家经典中索求智慧精华，掌握“半部论语治天下”的理论与规律。
从研究陈嘉庚的企业管理上，亦可一窥他大胆地应用儒家思想中的领导人物的素质、用人原则以及营业的哲理。他强调领导人本身时时不忘修身而自强不息，其修身的方法主要是争取时间看书阅报与怡和轩会友研讨事务与经政发展。当他于1923年中选为怡和轩俱乐部的会长以后，便增设一图书室，大事购买书籍与报刊，以提高本身以及会友们的知识水平。有较完整与全面的知识和文化水平，才能更有胆识与把握地处理各务。
其次，陈嘉庚善用儒家知人善用的道理。他用人的原则一生不收：用人唯贤、唯才是举、量才授职，以诚待下、论功行赏。虽说他的介业王国主要用闽南人，其中不少职员掌握了营业理财的原则与规律，独立经营，继续执新马树胶业之牛耳。陈嘉庚慧眼识英雄，提拔学贯中西而又谦谦君子的李光前，并把长女嫁之以巩固姻亲与商务关系。李光前从而对陈嘉庚企业做出两个主要的贡献，其一是直接打通欧美的树胶贸易与市场，消除洋行、经纪商或代理人的冗费。其二，李光前搞好陈嘉庚企业与新加坡洋人银行的关系，方便借贷以助资金周转。
1929年，陈嘉庚第一次全面修订陈嘉庚公司分行章程，目的在训练办事人员，使其思想集中，步趋一致，以收企业发展之宏效。在此章程中，陈嘉庚灌输了营业与理财的儒家思想。他首先强调“忠”的作用，认为职员们必须努力推销国货，不兴国货，利权丧失。再者，厦、集二校之经费，取给于本公司。本公司之营业，托力于全部店员。为本公司多谋一分利益，即为国家多培养一个人才。第二，陈嘉庚介绍儒家的“诚”的思想，指出待人勿欺诈，货物不合，听人换取。待客必须谦恭和气，职员们要做到货真价实，童叟无欺。第三，陈嘉庚发扬儒家思想中的“勤”，认为知识生于勤奋勤奋是建业之基。第四，陈嘉庚强调儒家精神中的“勇”，相信有坚强之精神，而后有伟大之事业。临时畏缩，不能言勇。不畏大事，不小视小事。第五，陈嘉庚提倡儒家美德中之“俭”，扬言金玉非宝，节俭是宝，有钱须思无钱日，财有限而用无穷。最后，陈嘉庚主张做人处世要有“责任感”，无责任之心，非人也。作事敷衍，便不负责任。陈嘉庚公司分行章程之第十三章，共陈列了十三条罚则，却忽略了鼓励职工人员的积极性的“赏”则。3
新马著名史家颜清湟教授，在研究陈嘉庚与海外华侨华人的企业问题上，从陈嘉庚理财的思想来源，陈嘉庚各个企业的组织结构以及陈嘉庚经营企业的型式，基本上证实陈嘉庚是儒商。4
纵观陈嘉庚的一生为其家族所留下的遗教廿则，其中也泰半是儒家的美德。诸如“居安思危、安分守已”； “饮水思源，不可忘本”；“服务社会是吾人的天职”；“不取不义之财”；“治家之道，仁慈孝义，克勤克俭”；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我毕生以诚信勤俭办教育公益，为社会服务。；“明辨是非善恶，众人须知之，应如何笃行之?”。5 以上各点，肯定陈嘉庚为人处世，营业理财，为国为民服务，都和儒家的出世思想分不开，他诚然是身跨两大世纪的著名儒商之一。至于儒家思想是否是其企业发展与成功的主要因素，则还须从长研讨。
三、企业上雄才大略一一位“不畏惧失败”的儒商
陈嘉庚十七岁(1890)出洋到叻，在其父之顺安米店学理财，当书记，掌握珠算技术，并对初步会计学亦有所了解。两年后，经理顺安的族叔回梓，十九岁的陈嘉庚便总理其父在叻各业及财项收支出入。在其掌权的两三年中，陈嘉庚“守职勤俭，未尝妄费一文钱……
终门仆仆于事业”。6 结果，各业诸如米店、黄梨罐头厂、硕莪厂、地皮与屋业，都有获利，如把资产和欠债相对消，大约存十余万元。7 此后的数年间，顺安及各业都有进步，其中陈杞柏的日新号黄梨罐头厂出品的苏丹牌罐头黄梨，通销于欧美各国，其出品占全新总出口的70%。8 1900年，陈杞柏的实业到达顶峰，其全部资产估计共有七十五万，除借款欠债共四十万外，实存资产三十五、六万元叻币。9 1900年冬，陈嘉庚才放心作第三次回梓之行，把顺安及各业财款，仍旧交给其族叔经理。
陈嘉庚在家乡一住三年有余，待1903年第四次回叻，猛然痛惜其父负债累累、各业面目全非，显然家道中落。陈嘉庚有很好的观察与思考能力，他对其父事业的失败有令人信服的分析。在痛定思痛之余，他也当仁不让，为其父各业的归宿，亦作了中肯、适当与公平的解决。在分析其父失败原因，陈嘉庚认为其父年事已高，且多年未亲自过问业务。其父在叻亦曾娶苏氏为妻，苏氏儿子向外借款，直接通过其父，而其族叔身染麻木恶症，无能干涉借款。职是之故，苏氏母子能成功地舞弊与侵支款项约十二万元。10 第二，在陈嘉庚返梓的三年中，顺安及各店借债的利息加重，而房屋地产业却相对的大降价，这是时运不佳之故。除此之外，陈杞柏企业的组织与结构亦是一大缺陷。顺安虽是企业的大本营，却未有统一行政理财的建制，让各店各业，独立经营，各自为政，故对各店收支款项失去了监督与控制权力。尽管如此，陈杞柏的失败，也让陈嘉庚营业理财上增加经验与教训。
陈嘉庚处理其父财政危机，是具有胆识与谋略的。他只花半日时间，把三年来账目来往各项查核清楚，并列一清单，合计押业及生理各项不敷共二十五万元。为了逐步清理债务，陈嘉庚接纳了开源节流的方法。在节流方面，首先结束金胜美九八行、庆成白灰店与振安米店。其次，把负债的黄梨罐头厂顶让与人。在叻的黄梨厂招潮商黄梨贩合伙，资本一万二千元，该潮商出七千元，而陈嘉庚本人投资五千元。这便是陈嘉庚本人独自营业的开端，商店称日新公司。第三，顺安米店，米业减作，劣账迫收，待年底时始停止经营。第四，逐月只许苏氏支家费二百元。在此以前，苏氏母子家费，每月支取数千或万元不等。开源方面，除顶出黄梨厂有小利外，主要是卖一空地，除还押欠账外，可剩五万余元，作为还清债务。陈嘉庚把危机缓和，但尚未全盘解决，其关键在于流动借款项目达三十一万元，除产业变卖或得利剩余之十万元外，尚不敷二十余万元。陈嘉庚便与债权人谈判，决定代父清还，并谓“不计久暂，力能作到者，决代清还以免遗憾也”。11 1907年，陈嘉庚之企业颇有获利，故把顺安债务全部还消，一方面尽孝道，另一方面树立自己的威信，为商业同行所崇敬。
陈杞柏晚年生意失败并不淹没了他对陈嘉庚本人以及陈嘉庚日后个业发展的影响。陈杞柏给予陈嘉庚入学机会，奠定陈嘉庚日后善言、善写、尊重知识的基础。陈嘉庚在顺安服务十余年，掌握了理财。经营米业、黄梨业的知识与实践机会，使他在创业初，从容不迫，力能从心，周旋有方，水到渠成。从经营米业和黄梨业到黄梨种植、树胶种植、树胶贸易、树胶加工制品业，其主要基础，是顺安时期奠定。再者，陈嘉庚在顺安工作多年，使他有机会和新马商界人物接触与学习。不少商界的朋友，后来成为社会事业的伙伴，诸如林义顺、陈祯祥、林推迁、陈楚楠、陈武烈、林秉祥等，都是顺安时期便认识的。最后，顺安时期的经历，使陈嘉庚建立自己的商业网络与关系。没有很好的商业网络和本身的才华与威信，陈嘉庚不可能在短短的七年中，便成为了叻埠中百万富翁的儒商之一。换言之，陈杞柏实业的结束，是日后陈嘉庚实业与事业成功因素之一。
从1904年春陈嘉庚创业，到1934年陈嘉庚有限公司自动收盘，此为陈嘉庚昆仲在东南亚的经济奋斗史，一首高潮起伏的交响曲，一篇奇峰突起、动人心弦的创业诗，一幅由雄才大略者主持下的企业兴衰的水墨图。
陈嘉庚起家，先从黄梨罐头制造业着手。1903年投资五千元，与潮人合股发展日新公司。1904年，在离叻埠十英里的淡水港，即今天的义顺区，自建一黄梨厂，投资七千元，号新利川。同年夏，陈嘉庚自设一米店，资本二万元，商号谦益。陈嘉庚创业时小有资本，且富有理财交际经验，故不能说是“白手起家”。尽管如此，陈嘉庚本人承认：“祖业中落，两兄弟重振旗鼓，在工商业界努力奋斗数十年，吃尽苦头，历尽风波”。12 如果不吃尽苦头，不冒风险，陈嘉庚的事业当然也没有这样大的成就。
大凡企业家拓业，都不免有果敢、冒险的精神。陈嘉庚也不例外，他受同安民风之影响不小。同安民风“尚武任侠”。13 同安人个性坚强，“由长处方面看是具有义气、果敢、独立前进的精神”。14 这是几百年来历史。地理与经济发展所塑成的。同安人民的打鱼、航海传统，往往必须与天搏斗，与浪争存，遂造成冒险与果敢的所谓 “同安精神”。在新加坡近代史中，能代表“同安精神”的除陈嘉庚、陈敬贤家族以外，陈延谦家族、陈祯祥家族，陈六使、陈文确、林金殿、孙炳炎、黄望青等等，都承继与发挥了“同安精神”的传统。这也说明了陈嘉庚一生何以最服膺美国汽车大王亨利福特之格言：“正当之失败，并非耻辱。畏惧之失败，才是耻辱”。15 一个不怕失败的人，便能做三思而后行的大事业，也敢做冒风险的经济决策，谋事在人，成事在天，自古成功在尝试。
纵观陈嘉庚企业发展史，大概有三个重要决策可算是富有冒险性的。第一个能称“冒险”的经济决策，发生在1906年。该年，陈嘉庚受某洋行一英人鼓励，谓马六甲陈齐贤出售二千英亩胶园而获巨款，抛种树胶有前途。陈嘉庚有眼光与胆识，随即向陈齐贤购十八万粒树胶种子，每粒一分，共投资一千八百元。陈嘉庚雇人把它种植在1904年购得的五百英亩福山园内。此福山园在淡水港，即陈嘉庚黄梨罐头厂附近，购价仅二千五百元。五年后，树胶每担由二百余元涨价到三百余元，陈嘉庚便把此遍种树胶的福山园出售，实收三十二万元，获利何止百倍。同年，陈嘉庚在柔佛笨珍港与老谢港再投资树胶种植业。1925年，陈嘉庚企业达顶峰，其所拥有的胶园共一万五千英亩，遂扶得马来亚“树胶大王”的美誉。从1906年的树胶种植业，到胶片制造业，胶片出口贸易、树胶制造业(诸如胶鞋、马车、脚车、汽车轮胎等)，树胶成品零售业，陈嘉庚一跃而成为东南亚著名的工业与企业家。反观新马的潮州人，曾经是十九世纪新柔的甘蜜与胡椒种植业的开山祖师。他们虽在柔佛拥有不少土地，但鲜少有胆识与眼光地投资市利百倍的树胶业，这或与潮侨“老成持重”的企业哲学有关。1926年，林文庆南来在中华俱乐部演说，亦谓“二十余年前，弟提倡栽种树胶乃是事实。其时弟亦曾劝告多家潮商椒蜜店东。无如被人阻止，以为不但无益，尚恐有害。盖潮商椒蜜园之多，如稍从弟言，今日之发达更无限量矣”。16 1906年稍富风险的决策，奠定陈嘉庚日后企业、社会与政治事业的基础，亦为中国与东南亚造就了一批工、商、文教各业上的人才。
陈嘉庚第二次做出重要而颇富风险的经济决策在1916年。事缘1914年秋欧战爆发，英殖民政府严禁船运，因而影响陈嘉庚黄梨罐头与熟米的出口贸易。为解船运恐慌，陈嘉庚于1915年租赁四艘轮船，一艘立约两年，其他三艘则订约一年。赁船的目的有二：第一，从安南与暹罗运粟来新，在新制成熟米后再运往印度。第二，因为英殖民政府承运枋木片往波斯湾，政府给陈嘉庚船只运载木枋专利，不免提高陈嘉庚打进航业的信心。1915年，陈嘉庚租船得利二十余万元。
1916年，陈嘉庚有鉴于租船有利，且所租之三船已到期，故决定自购商船来发展航业。虽说陈嘉庚企业里有一位船务能手——杨六使，17 陈嘉庚本身对船务还是外行，再加上船只运输所产生种种问题，再诸如驾驶员、水手、机件、修理、意外、保险等等，故要开拓船务业的条件尚嫌不足。尽管如此，陈嘉庚还是投资了三十万元，购轮船一艘，可载三千吨，号东丰。是年，此轮船得利三十余万元，占陈嘉庚全年净利的50%，可说是吉人天相，万事如意。1917年，复置一艘新船，3750吨，价四十二万元，名谦泰。该年冬，陈嘉庚把两船租与法国政府，租金每月叻币十二万元。1917年总结，陈嘉庚两船再扶大利共五十余万元。1918年，东丰和谦泰两船在地中海为德国击沉，陈嘉庚获得保险赔款共一百二十万元。此两艘轮船，存扣原本以外，共得利六十万元。陈嘉庚总结欧战四年的经济情况，共得利四百五十万元，而轮船净利达一百六十余万，占总数三分之一强。其他经济获利：黄梨公司六十余万、树胶厂一百万元，福山园得利四十万元等等，合计四百五十万元。以此庞大的数目，陈嘉庚投资谦益胶厂，儿活动资本二百余万元，投资树胶园一百余万元，买地三十余万元等等，此时的他可谓前程万里。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陈嘉庚已是新马华族社会中的百万富翁之一。他做出了四个重大的决策：(一)结束曾获大利的航业，原因是人手不足；(二)集中发展树胶种植，胶片制造与贸易、胶品制造业；(三)建立陈嘉庚公司，让其弟亦参与股份，并以此公司为总行，集中管理各个企业部门，诸如出口部、财政部、保险部、胶园邮、树胶厂、胶品发行部等等；(四)陈嘉庚决定由其弟总理各务，门己回梓筹办厦门大学，然后在家乡作退隐计，为国作育英才。
陈敬贤总理陈嘉庚公司仅三年，因患病而于1922年初返梓。陈嘉庚第六次南来，东山再起。在陈敬贤掌权期间，其弟为陈嘉庚企业作出三大贡献，诸如买马珍律空地二十余万方尺，使公司在马珍律地皮增加到六十万方尺，适合建栈房，后地皮涨价，故有利可图。其次，陈敬贤每年都能保持公司赢利一百万元。18 第三，陈敬贤于1920年把土桥头(Sumbawa Road)树胶厂改建为树胶熟品制造厂，使陈嘉庚在廿、卅年代一跃而成为东南亚著名的工业家，为殖民地政府赏识。克里佛总督盛赞其气魄大、组织能力强。19
陈嘉庚身在集美，对其南洋企业耿耿于怀。面对南洋树胶前途，更充满信心。1921年，新马经济不景，他还发表文章，强调“无论海洋大陆，无不用树胶，尤以文明国为甚。即东亚而言，交通路政，方在萌芽，他日需用之巨，实意中事。乐观之说，几为世界所公认矣”。20 1922年初，陈嘉庚第六次南来，发展树胶业更不遗余力，首先购买马来亚各埠九处树胶厂，又把已停闭两年的槟城树胶厂修整扩充，以便推动出口贸易与树胶熟品制造业。1924年，树胶价格稍转，便全力发展土桥头树胶成品工业，开始对各种车子轮胎，各日用品，医生用具，胶靴鞋等筹备试制：该年，陈嘉庚为推销自制品，又在马来亚、荷印各大埠开设分行十余处，以便建立一个健全的发行网。该年，陈嘉庚各地胶厂得利一百五十万元，加上其他获利二十余万元，共一百七十余万元。陈敬贤对其兄鸿图大展的苦心，给予衷心的鼓励。在1924年的一封书信中，以用兵之法来比喻陈嘉庚企业的四大优点，即有重兵(胶厂与胶业直接的欧美贸易)，有果兵(熟品制造厂)、有轻兵(即各埠分栈、分店)与活兵(即陈嘉庚本人的智谋)。21
由于英殖民政府实行树胶生产限制，胶价猛涨，故陈敬贤1924年的祷祝便在1925年如愿以偿。该年，陈嘉庚企业登峰造极。全年各业获利达八百万元。这庞大的利润包括：(一)出售三合园，净利一百万元，(二)谦益属下各树胶厂，净利四百五十万元；(三)制造厂获利一百五十万元；(四)陈嘉庚拥有一万五千英亩胶园，每亩最少出售价三百元，可值四百五十万元，扣除固本外，可得净利一百三十万元。不过，这是虚数，因为陈嘉庚并未全卖其胶园故也。22 陈嘉庚虽然发了大财，但是为了建设厦、集两校以为中国制造人才为了训练科技人员以为发展未来中国的树胶业，陈嘉庚安能急流勇退，打退堂鼓?
陈嘉庚原是“同安精神”的化身，两肩负着教育与科技救国的使米命，以“不畏惧失败”的精神，挥鞭前进，继续扩充、发展工商两业。从1926年开始，世界经济从低潮走向危机的过程中，陈嘉庚所釆取的全盘进攻的策略，便成为他一生中最大与最后一次的企业风险。
陈嘉庚1925年以后的投资策略以及其危险性，并非毫无警惕或毫无前车可鉴的。近在二十年代初期的第一次经济不景的环境中，陈嘉庚曾以<树胶的命运>为题，作以下的分析：本年以来，胶市日降，其原因虽为世界财政恐慌牵累所致，而实际上则出产过盛，供过于求之弊。商家不察，视如常之升降，蓄积居奇，甚至买空卖空，希冀侥幸，不计其来源，如水非竭涸，不能止流。迨近年来，乏力抵御，袖手旁观，致一败涂地(上胶每磅三角半，下胶一角八占)。于是，破产者多，势如火燎原，不可防遏。23
但是，陈嘉庚或许未能预料到世界经济不景的大风暴却来得这么快。从1926年到1931年8月陈嘉庚企业改组，陈嘉庚投资重点包括：(一)继续扩充熟胶制品厂，诸如装置新机器、化验室等；(二)在海外及中国增设不少新分店，以推销自制各工业品。迨1931年，陈嘉庚制造厂分店已分布到世界各地，共有八十余处；(三)兴建其他工业，诸如饼干厂；火锯厂、肥皂厂、中药厂等等。陈嘉庚不惜垫资发展制造厂约百余万元，：其目的还希望训练有科技知识的职工，将来能为中国发展树胶及其他工业，这便是科技救国的使命。24 但是，陈嘉庚发展企业最主要的目的，还是继续把所赚的钱，用来维持厦、集两校的建设与经常费上。从1919年到1931年的十三年中，陈嘉庚共支出两校教育费约八百二十万元，25 每年平均垫出六十万元左右。在经济趋向不景气的条件下，这是一项有伤元气的严重负担。
其次，陈嘉庚为了发展工业，汇款支持厦、集两校，以及保证资金周转顺利，常常向新加坡各大小银行贷款，每年总维持贷款、数目约两三百万元。职是之故，陈嘉庚企业每年都得还利息。陈嘉庚本身预算，1919至1922年，还利息六十余万。1923至1925，计还利息七十余万元。1926至1928，利息增至一百三十万元。1929至1931年陈嘉庚有限公司成立，支出利息一百二十万元。26 在这十三年中，陈嘉庚企业消耗利息共三百八十余万元。这一庞大的数目，有损其企业之财政基础。
第三，从1926年开始，陈嘉庚企业已人不敷出，赤字累累。一方面是胶价猛跌，陈嘉庚谦益属下各胶厂不是乏利，便是亏损。另一方面，自1926年开始，同行竞争激烈，不少胶业同行，都曾经是谦益树胶厂职员，诸如陈六使、陈文确兄弟、李光前等。他们或自营，或合股，设立的树胶厂计有五家，如志成、益和、南益、振成丰与信诚。陈嘉庚四面受敌，为拓业理财而向银行借款负债，为厦、集两校而还利息，为不景气之威胁而卖一万一千英亩的胶园，为同行竞争而减利。陈嘉庚曾为自己的负担而感慨万千，还说“衷心苦况难可言喻”。27
但是，更令陈嘉庚痛心的还是1931年8月改组成为有限公司。事缘1929年10月世界经济不景气的来临，新加坡各银行都采取开源节流的政策。陈嘉庚向叻八间银行的借款与侵支共一千万元，28 其中借汇丰银行数目最钜，共三百三十余万。再者，陈嘉庚企业对利息的付还颇有困难。因此，两方同意改组成为陈嘉庚有限公司，利息愿酌减，以后若有负债，由公司承担，而非陈嘉庚本人负责。改组后的陈嘉庚有限公司，意味着陈嘉庚大权旁落，盖该年11月，公司组织一董事部，共四人。陈嘉庚虽任正经理，月薪一千元，但是任何重要决策，必须通过董事部，尤其是由汇丰银行委任的喜罗士(C.G.L. Herose)董事主席。董事部为公司财政，也限制陈嘉庚汇款支持厦、集两校，仅让他每月资助五千元而止。
改组后的陈嘉庚有限公司，财政状况毫无起色，其原定资本一百五十万元，到1933年6月，不但全部亏空，且又增加银行负债。在这23个月的营业中，公司亏本已超过六百万元。29 显然，世界经济不景仍然严重。由于英殖民地政府未采取关税保护政策，公司胶靴鞋出品与日本鞋业在东南亚市场竞争尤烈。但是，导致公司于1934年2月自动收盘的原因，却是董事部内部对营业政策的分歧，诸如公司在海外各地分店出售息业问题、公司主张胶厂出租的推行，以及董事部让英国某一商人垄断采购公司的靴鞋出品等等。30 陈嘉庚有限公司收盘时，欠银行贷款及利息高达一千二百余万元，其中欠汇丰银行约三百五十五万、纽约国民银行两百七十二万、华侨银行二百三十七万。31 虽然，公司欠八间债权银行贷款都有地皮、房屋、机器和债券作抵押。公司的资产只有八百四十余万元，故不敷约四百五十余万元。
陈嘉庚在世界经济不景气中败下阵来，他对其影响亦作了深刻的反思。在一篇文章题为<不景气之历史观与南洋华侨当前应釆之策略>中，陈嘉庚同情工人失业的困窘。他认为欲救不景气只有两途：其一是战争，属于治标。其二是治本，即社会上每人“平均工作，则工人既免失业。工作至多四小时，衣食无缺，老幼疾病，公共负责。既无私业之竞争，复免患得与患失。尧天舜日，真人类无穷之幸福也”。32 在对资本主义失望之余，陈嘉庚偶作亲社会主义思想的言论和见识。
陈嘉庚有限公司的结束，并不能抹杀他在企业的成就与贡献，因为他已造就了一批有勇有谋的接班人，在不景气以后的新马工商业，尤其是树胶业上，大放异彩。陈嘉庚有限公司的收盘，也不影响他的社会信誉，因为陈嘉庚“自来抱社会主义，愿为公众服务”，33 早已获得“倾资兴学”的美名。再者，陈嘉庚有限公司的终止，使他能放手醉心国家大事，领导南侨抗御日本帝国并吞中国与新马的阴谋。
四、社会事业上大公无私－－自称是“社会主义”的信徒
陈嘉庚一生从事社会公益、文教事业，自称是抱社会主义思想而为之。其实，他服务社会的作风与精神，却源自“以天下为己任”的传统的儒家哲理。在《南侨回忆录》的弁言中，陈嘉庚承认经济事、业的重要性，认为“先有营业而后能服务社会，继而后得领导南侨襄助抗战工作也”。34 但是，他也多次强调：“念社会事业，当随时随力，积渐做去。如欲待富而后行，则无有可为之日”，35
在英殖民政府统治下的新马，资本主义方兴未艾，财富便成为社公名誉地位建立的主要阶梯之一。但是，如何以财富来利益社会，如何领导移民社会发展文教事业，才是华族社会众望所归的帮领、侨领或社会领袖。以勤俭诚毅起家的陈嘉庚，把财富用在赈灾慈善、兴学办校，从而实践服务社会的心愿。在长期的社会名誉地位建立的过程小，陈嘉庚也因而巩固了本身的实力地盘，诸如商会会董、怡和轩俱乐部主席、福建会馆主席，从而作出了移风易俗、加强华族社会团结的贡献。最后，当中国与新马居留地有难，陈嘉庚也大义凛然地站在正义事业的最前列，领导其爱国爱家的政治运动。
在《南侨回忆录》中，陈嘉庚估计从1904年到1934年的卅年间，在新马共捐献“义捐”约四十二万元。这项钜款似包括赈灾捐献、支助叻闽帮各小学、华侨中学以及英文学校，诸如英华学校(三万元)与莱佛士学院(两万元)。如果把陈嘉庚战后的义捐也计人，其数目最少应该达到叻币五十万元。陈嘉庚在战前对“义捐”的慷慨，鲜少人能望其项背。
在侨居地的新加坡，陈嘉庚还得“有力出力”，曾亲自出而领导共五次的募捐运动，让新加坡社会一窥其领导作风与组织才华。1917 年，陈嘉庚当选由中华总商会成立的“天津水灾筹赈会”，第一次领导超帮的社会运动。在陈嘉庚领导下，筹款形式多样化，有话剧、文娱表演、地方戏、运动会、售卖会等等，共筹得义款五万七千元。
1918年，同济医院成立“广东水灾筹赈会”，陈嘉庚担任财政，林义顺中选为主席。此次筹款共延续到七个月，获款四万八千元。第三次领导大规模的募捐运动，是1924年的赈济闽粤两省水灾灾民。陈嘉庚首捐五千元以为楷模，并在两个月内，共筹得五万元。第四次领导筹赈，是1925年的“筹助新加坡婴儿保育会”。这次的运动也深得新加坡华族社会同情，共募义款约六万元。陈嘉庚最后一次负责赈灾运动，是回应1934年新加坡河水山火灾。他以福建会馆主席身份，成立“福建会馆河水山火灾募捐小组”，与中华总商会所领导的募捐组织，和平竞争，结果募得五万四千元，以赈济七千灾民。1934年新马经济不景气尚未完全消除，其总成绩可谓难能可贵。36
陈嘉庚的教育事业，虽然可追溯到1894年冬，出资二千元建立在集美的惕斋学塾。但是，真正有条件在居留地与闽南发展教育，却是1907年4月在叻发起的道南学堂。一百一十位闽帮商界的有识之士，包括陈嘉庚在内，响应了康有为南来新马推动新学的鼓舞，以及大清商务大臣兼南洋学务大臣张振勋的策动，随后复有客、粤、潮各帮建立学堂的风气，遂启创设道南学堂的动机。道南学堂的发起，陈嘉庚的谦益号亦慨捐一千元，当然也是令人瞩目的主要创办人之一。
筹备过程也颇为顺利，半年内便已筹得五万九千元，聘得教师四位，学生近一百名，遂于该年11月8日正式开课。从1907年到1910年的四年中，陈嘉庚是道南董事会中的协理之一。1911年，陈嘉庚先后正式，卜选为道南的正总理共十三载(即1911，1912、1917至1919、1922至1929)。1929年，由于福建会馆改组，陈嘉庚当选为会馆主席，采纳统筹统办方式处理闽人在叻的教育而接管道南。陈嘉庚参与创办道南外总理其事，一方面奠定了他在新马闽帮中的崇高地位，俨然是一位闽帮帮领。另一方面，道南办学的经验，确定了他日后“教育救国”的正途。
自1911年当选为道南学堂总理以后，陈嘉庚便感觉到有办中学的必要。1913年，陈嘉庚在家乡集美去函新加坡中华总商会，要求商会出面领导建立中学。商会会董在讨论该事时都完全赞成，但是认为此事原属新加坡华侨学务总会的处理范围，故复函请陈嘉庚直接向学务总会请愿。陈嘉庚南返后，亦曾提出倡办中学的意见书，但反应冷淡。迨1917年，陈嘉庚在道南学校学生毕业典礼上，再度发表倡设中学：的意见。他认为办中学刻不容缓，其筹建办法先由叻各校教师主劝，各请其董事开会，果有同意，再行联合各界开大会以进行。换言之，陈嘉庚认为办中学是全体华人的大事，并非能由一人或一帮来发动和领导。1918年5月5日，叻同德书报社召开全新社团大会，讨论办中学事，并议决邀请陈嘉庚出面主持此事。陈嘉庚遂联合新加坡与马六甲十六间华校总理，于6月15日假商会会址召开特别大会，在该日大会上，陈嘉庚以临时主席的身份，作了一次极为精辟与动人的演说。其内容可分下列五点：(一)办中学已得到各校总理赞成，且已筹得款项五万元；(二)中学应该由各帮合办，是华族社会的中学；(三)中华民族，处于存亡之秋，“诚以救国乏术，亦只有兴学之一方，纵未能立见成效，然保我国粹，扬我精神，以我四万万民族，亦或有重光之一日”，37 此诚然为陈嘉庚教育救国的主张；(四)他希望有志的华人，更应筹划，继续办专门大学，庶乎达到教育完备之目的；(五)劝同侨君子努力输捐，“须知贤而多财则损志，愚而多财则益过。儿孙自有儿孙福，勿为儿孙作马牛”。38 在陈嘉庚领导之下，华中正式于1919年3月21日成立，这是新马华族社会中第一间超帮的中学，且享有新马最高学府的美誉有年。新马华族认捐踊跃，共达六十七万元。但是，由于二十年代初期新马经济不景，故实收之数目仅四十万元而已。39 陈嘉庚领导新马华族社会作出超帮的事业，一跃而为华人崇敬的侨领之一。
陈嘉庚倡建师范教育的思想，还是在中日战争爆发以后。从陈嘉庚“为筹备建立南洋师范学校致各帮侨领函”中，陈嘉庚分析东南亚华族一千多万人，每年须用教师数千人。国内教师枯竭，闽粤两省所办师范学校，不足供给本省之需。且近年来新马教师被政府注销名籍者二百余人，再加上华社各机关多用知识分子，故教师有供不应求之情势。40 陈嘉庚原希望国民政府教育部能在中国内地或海外办此师范学校，故当教育部长陈立夫于1941年3月25日函陈嘉庚，谓“海外设置侨民学校事以时局关系、暂缓”41 之后，遂立刻主张在叻自办。
陈嘉庚领导华族社会倡办南洋师范学校，花了不少心血。但是，他能排除万难，首先向李光前劝募建筑物一所，作为该校校舍，然后再向叻各商家劝捐，前后共得三十六万。4月17日，在叻商会召集发起会议，组织筹备委员会，自己中选为主席。筹委会复负责聘师与招小号试，终于1941年10月10日举行开学礼。当时学生共有二百三十余名，教师二十余位。不幸，开课不到两个月，日本南侵在即。经过日个统治新马，迨1947年3月，南洋师范学校改为南侨女子中学，为福建会馆属下唯一的华文中学。42
战后的陈嘉庚对新马与闽南教育前途，还是耿耿于怀。当一批闽帮的少壮派领导人物诸如李光前、陈六使与黄奕欢向他征求建立华文入学的意见时，陈嘉庚不表赞同。他认为战后华族经济条件不足，难作长久维持之计。何况，他还希望中国政府重建厦大，以提供海外华族子弟的升学机会。43
五十年代初期，韩战爆发，胶价猛涨，闽帮胶商都获钜利。1953年，陈六使以福建会馆主席身份，登高一呼，倡建华文大学，新马华族社会热烈响应，慷慨输将。1954年，此南洋大学拟招收学生、建筑校园与聘请校长，陈嘉庚当然异常兴奋。办学经验丰富的陈嘉庚，曾与其在叻挚友林崇鹤通讯，透露其对南大建设的各种宝贵意见。他以极其严肃的心情，建议南大初创，第一、规模应该以小为贵，首三年如有一千学生已是发达。第二、他认为建筑膳厅应有可容千人之座位，开会时亦可容纳两千人，一举两得。第三、他建议聘请林文庆儿子林可胜为校长，对林语堂的聘请，成见颇深，认为“林语堂不但反动派，其品格亦不佳”。44 在另一封书信中，陈嘉庚赞扬聘潘国渠为南大秘书长，还说“其文学教育经验，品性忠诚，坡中无第二人”，45 “如陈六使能下决心信任潘国渠，定可兴利除弊，克所困难”。46 陈嘉庚对南洋大学发展，关心备至，是可以想像的。
陈嘉庚对闽南教育发展，尤具热忱。其决心倾资兴学，穷毕生精力以促成之，主要有四个因素。首先是抱憾青年时期的辍学出洋，学问或感不足，希望族人有更良好的学识基础。其次，满清王朝的推翻，对他有很大的鼓舞，使他更“忠诚内向”，认为共和国有前途。
第三，陈嘉庚企业有所发展，经济基础优越，故有能力建设闽南文教事业。第四，他自信已能对儒家思想“以天下为己任”有所实践。以“今日国势，危如累卵，所赖以维系者惟此方兴之教育，未死之民心耳”47 与其同胞共勉。共和初创，百废待兴，以国民一分子，能为国家尽义务，何乐不为。当陈嘉庚办学的全盘计划具备，他便勇往直前，不畏惧失败。陈嘉庚发展闽南教育，可分三方面来分析。他首先推动在集美的中小学教育，其次在扩大普及同安教育，然后在厦门建设厦门大学以为中国培养人才。
集美教育：从1913年2月集美两等小学(男小)正式开学，1917年2月添设集美女子小学，1920年2月设集美学校水产科，该年8月集美商科开学，到1921年，集美女子师范的成立，陈嘉庚已奠定了集美学校的基础，且定总校名为集美学校。1921年以后，更大事扩展。迨1927年，集美学校共有十校，诸如男小、女小、男子师范、中学、水产航海、商业、女中、幼稚师范、国学专门学校等。又另设幼稚园、医院、图书馆、教育推广部，统称集美学校。48 学生人数估计三千余人。1927年以后，由于陈嘉庚在叻的企业经营颇有困难，故多作调整。中日战争爆发，集美学校搬迁地址，弦歌不断，百折不挠。
普及同安教育：1920年，陈嘉庚在集美筹办同安教育。他函叻挚友陈延谦等五人，倡议组织同安教育会，新加坡亦应设董事部，推动等款，以财政上支助同安各校。此外，尚公布同安教育十年计划，每年办二十校，每校平均补助一千元，十年共创二百校。1921与1922年间，先后在同安创立四十余校，后因叻捐款难收，被迫停顿。1924年，集美学校设立教育推广部，拨巨款补助闽南等地中小学，受益的学校共七十三所，费用达十七万余元。49 1925年后，陈嘉庚企业亏本，普及同安教育十年计划不得不放弃。
厦门大学：如果说陈敬贤(二校主)叶渊(校长)和集美学校的建没、行政与教务息息相关，那么，陈嘉庚(校主)、林文庆(校长)与厦大的成长更是唇齿相依。
陈嘉庚1919年5月返梓，在回集美以前，已决定创办厦门大学并扩展集美学校。为了使两校经济有可靠的来源，他请律师订遗嘱财产父移各项，将南洋的所有不动产全部捐作集美学校永久基金。在新加坡恒美厂宴请同业时亦作同样宣布：“此后本人生意及产业逐年所得之利，除花红以外，或留一部分添人资本，其余所剩之额，虽至数百万元，亦决尽数寄归祖国，以充教育费用”。50 回梓以后，陈嘉庚积极筹备厦门大学的成立，并证实认捐开办费一百万元，作两年开支，复认捐经常费三百万元，作十二年开支，每年二十五万元，待大学稍具规模，再向东南亚富侨募捐。5l
厦大创办可算迅速，1921年4月6日假集美即温楼开学。时厦大设师范(内分文理两科)与商学两部，学生共有一百二十名。5月9日，厦大在厦门演武场奠基开工。厦大第一任校长邓萃英，原任北京教育部参事，开学后仍留在北京，故为陈嘉庚与学生们攻击，获得“挂名校长”的丑誉。邓5月间辞职，6月林文庆回国就职校长，放弃其本身在新马的事业以及好几百万的资产，令人起敬。在林文庆校长等的努力下，厦大也开明地招收女生，回应五四运动妇女解放的号角。1922年，厦大又添建工学与新闻两部。1924年，厦大教育科、商科、新闻科并人文科，改称学系。1926年，厦大国学研究院开办。但是，由于陈嘉庚营业不利，厦大国学研究院与厦大工科于1927年停办。52 1932年，厦大改制，以学院代科。1934年，陈嘉庚有限公司收盘，厦、集两校经费不敷六十余万元。陈嘉庚向马六甲曾江水募十五万元，叶玉堆捐五万元，变卖厦大校产十余万元，并向人借款二十余万元，始能继续维持两校。53 1937年，陈嘉庚因维持厦大经费困难，决定让南京教育部与闽省政府接办，改为国立大学，结束了他几乎独立维持厦大十六年的伟举。
从1921年的师范、商学两部，到1930年五院(即文、理、法、商、教育)十七系(诸如中国文学、外国文学、哲学、史学、社会学、算学、物理、化学、动物学、植物学、经济学、法律学、教育、银行，会计与工商管理等)到1936年的三院(文、理、法商)九系，每年估计毕业生最少一百人。迨1937年，厦大各院系毕业学生最少亦在一千人以上，厦大总算为中国培养了不少人才。新中国成立以后，厦大发展成为中国的重点大学之一，为中国四大现代化作出贡献。
纵观以上各节，陈嘉庚发展闽南教育二十余年，迨1937年，共支川教育费八百余万元叻币。54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十余年间，陈嘉庚继续捐献教育费，估计达两三百万元，故其一生在中国办教育，可谓“倾资兴学”，乐捐教育费超过一千万元叻币。在这种献身社会，为国为民的涵义里， 自称是“社会主义”信徒，并非言过其实，也不是全属自夸。
陈嘉庚致力企业、振兴教育，前已略述。他对利国利民的文化与社会改良等问题，不但关心备至，且常作出鲜明与中肯的处理方法。
文化方面，陈嘉庚曾是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石叻孔教会信徒，他赞同厦大集、美两校推动国学研究。1923年，创立《南洋商报》，目的虽在振兴实业与教育，但是间接上也以提高华族知识与文化为依归。
1933年，中国华北战事频仍，他向福建会馆会员演说，强调保留固有的中华文化与民族精神。55 他所谓的固有文化，包括民族服装的改良，反对清朝遗制——长衣马褂。56 他的民族精神的内涵也包括对国术的提倡。要提倡国术，“必先打倒鸦片”，57 要提倡运动，也必须以本国武术为主体。58
陈嘉庚对改良社会组织与风俗习惯，亦作了不少实际的努力。他先以叻闽帮社会着手，不满天福宫每年举行的迎神会而劳民伤财，乃出面主持福建会馆的改组。改组后的福建会馆有新章程与行政组织，各职员能照章行事，处理叻华与闽省的各个问题。1929年改组后的福建会馆，为闽帮教育、经济、文化与风俗习惯改良上，作出贡献，从而增加了陈嘉庚在叻以及东南亚的闽人的尊敬。其闽帮的实力地盘，也因此更形巩固。
改革福建会馆的同时，陈嘉庚亦谋改革叻华社会最高机构的中华总商会，他攻击商会董事制的分帮选举法不遗余力，并提出其具有民族色彩的改革原则与方针：均属中华民国国民，而总商会分别省界府界，议董名额，亦以地域分等差，甚至总理有闽粤两省之轮流，不惟选不择才，且地方主义，封建色彩，浓厚至极，更觉不妥。59
1941年，陈嘉庚再度建议商会取消分帮制，认为只需召开会员大会，经多数会员同意，修改原定章程便可矣。60 战前的中华总商会没有改组，亦没取消分帮制，一方面是帮派分离的叻华社会，帮派观念极强，帮派一旦取消，闽帮以外的其他小帮利益可能受损，故此为其原因之一。其二，英殖民政府似曾反对商会改组并取消董事有各帮代表的旧章程。五、六十年代，商会曾几度对帮派问题，展开辩论。可惜，商会选举分帮制仍然存在。61
在移风易俗方面，陈嘉庚曾于1921年反对闽省遍种鸦片烟苗，且曾在厦门组织一会以进行其事。迨1922年返叻后，仍召集叻闽侨开介，抗议闽政府准种烟苗之害。62 1928年，国际联盟三代表到叻调查鸦片公卖情况，陈嘉庚和林义顺等发起召开侨团代表大会，公决进行禁烟等事项。陈嘉庚在欢迎国联代表的集会上，陈述马来亚华族受烟惨害，且呼吁国联向殖民政府提出早日禁绝的建议。由于殖民政府多依靠鸦片专卖为其主要财政收入，故延迟到三十年代中期始废除公卖鸦片的制度。
陈嘉庚主持叻福建会馆凡三十年，其中主要的成绩之一便是1936年的改良丧仪运动。福建会馆主张丧仪从简，反对铺张，浪费民财。其次，为卫生起见，死者不得留棺过七日。由于福建会馆多年宣传，全马来亚华族皆先后接受此改良。63
作为国民一分子，陈嘉庚对民生福利，曾有精辟而可行的见解。他的两篇著作<住屋与卫生>64 与<我国行的问题>，65 不但文笔流畅，言之有物，切中时弊，且富有教育意义，值得当政者参考。 <住屋与卫生>强调“维新之道，莫重以卫生，人民身体之强弱，寿命之长短，与国家之兴衰，极有密切之关系”。66 而卫生之根本主要为空气、日光、与清洁。中国当政者的城市建设与人民之建屋，应以此三项为依归。中国人身体要强健，应多运动，出门步行数千步并作深呼吸一二分钟，都有利益。如此，中国人体力增强，寿命可期。<我国行的问题)，更是一篇洋洋洒洒的历史文件。此文长约两万字，共分四十三章，内中提供其本人在南洋企业发展的经验，而尤其是航业，树胶厂、树胶熟品加工业、制造车胎、车轮过程等等。其出版目的是希望中国能推动与“行”问题有关的各种实业，从而加速科技现代化与工业化。
陈嘉庚对中国与新马政治，每每自称是政治“门外汉”。但其一生的言行中，却鲜少能与政治隔离。事实上，他往往不能不过问政治。为大仁大义所驱，他也就毫无反顾地参与政治斗争的行列，为国为民而鞠躬尽瘁。
五、“南侨爱国无党派”——自称是“政治门外汉”
第一次中日战争、马关条约与台湾的割让，唤起了陈嘉庚早年的民族思想意识，67 也加深了陈嘉庚对丧权辱国的满清王朝的敌意与愤恨。这仇外的民族主义思想与振兴中华的爱国主义意识，遂导致陈嘉庚走向“政治挂帅”的途径。
1910年，陈嘉庚宣布与清朝脱离关系而剪去辫发，并与其弟同时加入同盟会，直接参与“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行列。68 1910年，陈嘉庚可能还是星洲书报社的发起人之一，此书报社主要为闽帮有识之土所成立，是同盟会外围组织，其目的是为会员提供书报，并常集会宣传革命思想。1912年，陈嘉庚中选为二十三位理事之一。69辛亥革命以后，孙中山由欧返国经叻，曾向陈嘉庚私询捐款为其私人需要问题，陈嘉庚答应可筹五万元，随后亦即汇交。70
如果说陈嘉庚于1910年第一次涉及政治，那么1911年的福建保安们(1911年11月13日——1912年8月16日)，便是陈嘉庚第一次领导的有群众性的政治运动。事缘辛亥革命，闽省独立并成立民主政府，来电谓需款正殷，闽侨众商家在陈楚楠、陈祯祥与陈嘉庚领导下，于源顺街天福宫举行大会，出席者千余人，讨论募捐以救济与保安福建问题。该会公举二十名职员，陈嘉庚众望所归，荣任主席。闽侨绅商先行认捐以作示范，陈嘉庚本人亦献捐一千五百元。此次保安捐运动共延长了十个月，总共收入约共十三万元叻币。陈嘉庚在《南侨回忆录》中曾谓保安捐“月余之间，计汇去二十余万元”，71 可能是指国币而言。虽然，这次募捐运动的形式较为简单，诸如公举募捐人员，向闽帮商家，商号以及各界人士劝捐外，尚有演剧筹款。此外，保安们董事们并未发动报章宣传，以得更良好的成绩。相反的，广东保安们组织更有群众性，诸如组织女界、工界、社团参加募捐，故成绩超过二十万元大关。
福建保安捐运动最少有几层历史意义。第一，它是第一次公开的闽帮政治运动， 目的虽是救闽，但却掩饰不了反清的意味。自辛亥革命以后，新马华族，尤其是移民社会，便已和中国政治演变结了缘分，不能分割。其次，它也承先启后地加速华社的政治化，以及在政治化过程中的分化性质。第三，福建保安捐提供了陈嘉庚领导华族的经验与作风，加强他在闽帮的威信，巩固他在新马华社中的地位。最后，陈嘉庚的牛刀小试，才华毕露，奠定了他在二、三十年代领导“南侨爱国无党派”的群众性运动。72
辛亥革命后的新华社会，潜伏多年的康派与孙派的明争暗斗，于1912年公开爆发。孙派的同盟会，旗帜鲜明，首先采取攻势。他们于1912年2月，便创立南洋华侨总商会，曰新商会，与康派操纵的中华商务总会，曰旧商会，势如水火，两不相容。新商会成立的导火线是1912年正月1日旧商会召开的大会，辩论拥庆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一事。二百余名商会会员，为此问题争执不休，毫无决策。事后，以张永福为主的革命党人，自组新商会，以表达革命党人的政治立场与经济利益。该年，新旧商会虽曾进行四次合并谈判，都未成功。73 除新旧商会之外，尚有1913年初成立的新加坡国民党支部与旧商会会员组织的共和党、进步党之斗。74 新华社会，须到1914年新商会与国民党自动解散后才政息人和。
陈嘉庚虽曾是孙派同盟会人物，但他并未介人政治是非，亦未加入新华国民党。主要原因有三： (一)他认为满清已废，共和百业待兴，华侨应团结合作，不应再搞分裂；(二)他两不相助，原因是新旧商会、国民党与共和、进步党中都有不少朋友；(三)他于1912年8月返梓，1913年秋南来，新华政治斗争已渐走向低潮。陈嘉庚对本身不参加国民党亦有所解释，谓“我不能领导人，亦不能受人领导，盖乏同志而孤立故也”。75 1947年9月，陈嘉庚在上海为记者采访，旧题重问，陈嘉庚也如此回答：“凡党之组织，必有群众，有领袖，余自忖不能领导他人，亦不宜于受他人领导”。76 换言之，陈嘉庚在辛亥革命以后，便决定不参加任何党派，坚信“南侨爱国无党派”的美德。陈嘉庚把此原则还用到集美办学上。1926年，决定学生不准加入国共两党。新生入学，是要写保证书，立誓不涉任何党派，违打开除。此今为集厦两校师生反抗，集美学生风潮闹到1927年才停息。77
从1912年到1928年间，陈嘉庚致力于企业经营、教育发展，无暇兼顾中国政治事业。1928年5月3日，山东济南惨案爆发，陈嘉庚以国难在即，以怡和轩俱乐部发起，号召华社筹款救应。陈嘉庚于5月l7日当选山东筹赈会主席，领导一次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其目的在募款，使惨案中的“死者可葬、伤者可医、散者可聚”。
这次的运动，涉及全岛，深入华族社会。此筹赈会组织严密，其三卜二位董事，全力负责财政收支、组织募捐团、推动演剧募捐、注重报章、社团、学校之宣传，并联络马来亚各埠之筹赈会等等。募捐办法包括：分队、分区(全岛共分十四区、加上海界共十五区)、分帮，分界(如组织妇女部)，募捐延长至1929年正月31日止，为时八个月，总共募得一百三十四万元叻币，成绩斐然。除山东筹赈会的公开与合法的募捐运动以外，新马华族社会还推动违法的杯葛运动，以经济抵制方式打击日货销售。由于排日运动的普遍性与和平性，殖民地政府亦较少直接干预。山东筹赈会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它突破了帮、阶级、语言(中英文)、性别、地理区域等限制，作一个有条不紊、统筹统办的政治兼慈善性的运动，使新、马华族社会对民族、国家、文化更为关心与忧虑。新、马华族的政治化，奠定了三十年代民族主义的大高潮。
山东筹赈会运动，训练了一批干练的组织与经济管理人才以及一批拥护陈嘉庚的战友、伙伴与智囊。有了人力、物力、财力与智力作后盾，中国政府与英殖民地政权也不得不对陈嘉庚另眼相待，敬畏有加。山东筹赈会树立了陈嘉庚在新马的政治威望与强有力的领导权。他的才智、工作精神、组织能力、领导作风为新马华族社会所敬佩与赏识。迨1937年七七事变，领导新马华族以及东南亚华族的救难运动，也就非陈莫属了。78 不过，在山东筹赈会的余波中，陈嘉庚也遭遇了一些惊险与挫折，其主要者是和总督金文泰的交恶与冲突。陈、金交恶的过程，首先是陈嘉庚于1931年订印两万本《田中奏折》，以为唤醒新马华族社会有关日本侵华的计划。金文泰总督认为这奏折为“伪造品”以阻止陈嘉庚散发宣传。此后，陈嘉庚因山东筹赈会树胶附捐余款(共六万元)的处理问题而上法庭诉讼。林金殿与胡文虎等主张把余款用以赈救华北旱灾灾民都为陈嘉庚等所反对。原来1929年6月山东筹赈会已决定把此款全部捐与南京公时学校作基金。1931年8月，叻法庭判决原告林金殿失败。在陈、林诉讼案件的过程中，有三件事最令金文泰不满：(一)山东筹赈会并未合法地注册；(二)山东筹赈会树胶附捐乃违法者，盖殖民地政府不容民间团体立律征收税务；(三)在山东筹赈会的会议记录中，证明陈嘉庚等人曾作抵制日货的言论与演词。1932年5月，金文泰总督在三州府行政会议(Executive Council)中讨论陈嘉庚事件，并议决警告陈嘉庚：“任何有该行为的重复，将给自己带来严重的后果”。79显然的，政府威胁陈嘉庚勿重蹈覆辙。否则，政府将毫不迟疑地下逐客令。从1932年5月到1936年的4年中，陈嘉庚鲜少参与中国或新马的政治运动，一方面是政府的注意，另一方面却是陈嘉庚有限公司从低潮走向自动收盘的困途所致。80
陈嘉庚东山再起，乃在1936年7月。当时南京政府发动购机寿蒋，驻英大使亦电叻总领事劝新马华族捐款购机，总领事则转告陈嘉庚。陈嘉庚通过好友孙崇瑜向当地政府疏通，即获准许。陈本人甚感意外，认为“英政府对我国方针已变，心中无任欣慰”。81 陈嘉庚遂与马来亚各埠联络，成立购机寿蒋会，登报并通函全马十二区侨领，到吉隆坡开会，计捐叻币七十余万元，合中国币一百三十余万元，概交南京购机会总部。82此款足够购十三架飞机，赠送南京政府以为寿蒋五十大辰之礼。该年12月，西安事变发生，蒋介石被张学良等扣留，陈嘉庚亦出面组织新加坡华侨救国援蒋大会委员会，为中央政府声援。
陈嘉庚“南侨爱国无党派”的政治领导高潮，始自1937年“七七事变”。几十年来华族社会的积虑，在芦沟桥的炮火中化为怒哮悲声，如水银泄地，一发难以收拾。以维持社会秩序著称的殖民地政府，关怀中、日两侨民的冲突而闹成流血，忧虑抵制日货运动影响新马经济繁荣，畏惧国民党势力在筹赈运动中的滋长与马共政治影响的蔓延。迨“八•一三”事件发生后，侨情更为沸腾、工商学三界大都帜机待动，政府遂决定支持陈嘉庚出面领导新华筹赈会。不过，华民政务司佐顿提出四个附带条件： (一)不得表明筹款助买军火；(二)不得提倡抵制日货；(三)赈款须统筹统办，不得另设机关；(四)款于汇交国内何处，由总督指定。83有了政府作后盾，陈嘉庚挟其余威，进而领导1938年10月成立的南侨筹赈总会与1941年12月的华侨抗敌动员总会，成为英殖民政权接受与承认的政治领袖，把陈氏威望提高到顶峰。陈嘉庚时逢际会，以本身的大才大智与果敢进取的“同安精神”，复得天时、地利、人和的条件，出面倾全力推动“南侨爱国无党派”的救亡与筹赈工作。从而，把东南亚的华族政治震荡得龙吟虎啸，浩气长流。如果陈嘉庚是“有党有派”者，试问以谨慎机智见称的当地政府，安能把民族主义领导权拱手相送与陈嘉庚?和山东筹赈会比较，新华筹赈会组织更周密、更庞大，更深入，且募捐形式亦更多样化。迨1938年底，新华筹赈会已在叻各岛建立二十余分会与二百余支部，84 (陈嘉庚本人却说是三十余分会)，85每分会在各区分帮进行捐募。此外，新华筹赈会亦分特别捐与常月捐两样，向商家或各行业进行。常月捐大半靠货物捐，诸如树胶附捐每担一角、米、糖、鱼。枋木、杂货亦有附捐，此附捐每月能得叻币约十万元。其他募捐方式包括演剧、游艺、捐箱、卖物、卖花、报效、游海等。凡此种种，每月能得叻币十七、八万元，每年约得三百万元。86 为使新马两地有总机关以筹汇一致，陈嘉庚于1937年10月10日在吉隆坡被举为马来亚各区筹赈会通讯处主任，并决定在该年底全马各区募捐数目为一千万元叻币，新加坡则负担三百万元。87
陈嘉庚公开推行合法化的筹赈运动，但有鉴于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于1938年实行一致对外的联合阵线，也通过其组织能手如侯西反、刘牡丹与黄奕欢等人，暗中支持他们和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发动联合抵制日货运动，1939年，新华筹赈会领导人物之一的侯西反、民先与马共外围组织的抗敌后援会，取得了联系，并组织了—个所谓“联合行动委员会”以求抵制日货的合作与一致性。侯西反以企图联络民先与抗援的罪名，于1939年12月为政府驱逐出境。此“侯西反事件”，削弱了陈嘉庚的助力，使筹赈会筹款运动逐渐转入低潮。88
1938年10月10日，陈嘉庚当选为南侨筹赈总会主席，联络与团结东南亚华族，为国难而献捐。陈嘉庚为大义，“安忍黄魂沉赤血，誓扶白日照青天”，担当了总会的领袖地位。此总会的成立，为来自菲外宾侨领李清泉与荷印侨领庄西言的建议，后由国府孔祥熙院长的几盘催促，最终始顺利地在叻成立。南侨筹赈总会的目的，在谋增筹赈款，推销政府公债，以救济难民与协助政府完成建国大业。此总会代表英属各殖民地二十个筹赈机构、荷属殖民地三十个筹赈机构、以及其他东南亚各地的十三机构，合共六十八个组织。成立以后，组织机构数目增加，迨1940年，东南亚各地已有二百余筹赈会，89 为中国抗战输捐义款。
作为南侨筹赈总会主席，陈嘉庚不能避免作出有关中国外交与政治的决策。其最主要的例子莫过于弹劾汪精卫亲日叛国的言行。1938年10月28日，第二次国民参政会在重庆召开，陈嘉庚以参政员身份，以“电报提案”：“敌人末退出国土以前，公务员谈和平便是汉奸国贼”。后陈之提案仅作文字修改为“敌未出国土前，言和即汉奸”而为参政会大多数赞成通过。不久，汪精卫离重庆飞河内，后来在南京为日本效劳，组织伪政府。90
纵观新华、马华、南侨筹赈总会的募捐数目字，1937年8月至1938年12月，新加坡华人汇给国府行政院共达三百二十万元叻币，马来亚各区筹赈会则共输捐一千零五十万元叻币。1937年7月至1941年11月，估计全马华人所汇赈款总数达一亿四千六百万元国币。迨1942年2月，整个东南亚华人为赈灾救难而汇回中国的款项为国币四亿元。91 陈嘉庚本人估计，在1937年到1942年间，东南亚华族为各项用途，而汇回中国的款项约在五十五亿三千万元国币。92 以上庞大的外汇收入，加强国府的储备资金，阻止了中国金融货币全面崩溃的局面。
南侨筹赈总会还作出了不少实际的工作，诸如动员三千二百名华侨机工服务于滇缅公路及西南各省协助运输、支持英国于1939年9月向德国宣战与组织慰劳团回国视察和慰劳等等。有关慰劳团组织及回国慰劳活动各项，陈嘉庚的《南侨回忆录》自传中分析详尽，毋庸多赘。不过，于1940年组织慰劳团是陈嘉庚政治思想的分水岭，扼要地总结还是必要的。
陈嘉庚率领一个五十人的慰劳团，从1940年3月由叻出发，到重庆以后，他本人则有自己的慰劳计划，观察神州十余省的大地，访问延安与考察福建。他在中国的历程，凡九个多月。他虽代表“南侨爱国无党派”，也每自称是政治的“门外汉”，93 但是耳染目见，也不得不说衷心话，也不能不为国事而献策。因此，陈嘉庚在外辱未除而国共两党成见尚深的情况下，无形中也就介入了政治是非。
陈嘉庚和蒋介石、国民党与国府的矛盾，不能圆满解决主要有五大原因：(一)陈嘉庚对外侮主张“枪口对外”，不赞成蒋介石“抗战要望胜利，必须先灭共产党”的主张。94 这是两人对国事处理的原则性的争执；(二)在延安访问之前，陈嘉庚担心中国乏一建国领袖，在考察延安之后，却赫然发现此人即为“素染恶名”的毛泽东，95 且亦肯定毛氏是中华民族的救星。这是他对治国领袖的选择问题；(三) 陈嘉庚在重庆“国民外交协会”演讲、赞扬中共领袖人物，“勤俭诚朴、公忠耐苦、以身作则、纪律严明、秩序整然”，96 还说延安“已实行三民主义，未有行共产者。至于公妻灭人伦，则绝无其事”。97 国民党人大为不满，指陈嘉庚“以华侨领袖地位，未免为共产党火上添油”；98 (四)陈嘉庚考察闽省民生，攻击闽省苛政、省长陈仪腐败，多次上书通电蒋介石，请求改善，未为蒋介石与国府同情。国民党人认为“陈仪事件是陈嘉庚干预国家政治，而陈嘉庚则认为闽人水深火热而不救是政府失责；(五)重庆国民党人对陈嘉庚采取对敌的策略，诸如发电新加坡总领馆，嘱设法向英政府运动，禁止陈嘉庚入境与派遣吴铁城到新马运动华侨反对陈嘉庚的政治势力。99 这是政治斗争的公开化，加速了陈嘉庚与国民党的最终决裂。100
1940年的慰劳团与陈氏中国一行，促成陈蒋交恶和决裂，种下了陈嘉庚在战后亲共、袒共的政治路线的苗种。战后的陈嘉庚亲共与袒共的政治行动，宣告了陈嘉庚“南侨爱国无党派”的结束。日本南侵，陈嘉庚避难荷印爪哇，迨1945年8月日本投降为止。这期间，陈嘉庚主要的成就是撰写《南侨回忆录》，为东南亚华族提供与保留了宝贵的史料。大难不死，也使他更为沉着、坚毅与自信。他将尽己所能，以实践其晚年的历史任务——欢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与参加建国的行列。
战后的陈嘉庚，面对着复杂而多变的历史环境：美苏冷战的抗衡、国共内战的烟火、殖民地政权的衰落、巫族民族主义的抬头、马共反殖的叛变、陈嘉庚与国民党势力的宿怨。国共内战削弱了东南亚华族的团结，马共反殖的武装斗争加速了华族社会内部的分化。战后的陈嘉庚，尚享有崇高的政治威望，且亦拥有不少实力地盘，诸如各州的福建会馆、中国民主同盟在新马的支分部、马共外围组织、学生与劳动界。再说，陈嘉庚还是新加坡福建会馆、怡和轩俱乐部与南侨筹赈总会主席。虽然，陈嘉庚搞的主要是亲毛反蒋的中国政治，和新马国民党势力针锋相对，毫不留情。但是当陈嘉庚亲毛反蒋运动有过火之处，殖民地政权便出面直接或间接地干预。战后的陈嘉庚，最少受到当地政府三次的严重威胁。
第一次发生在1946年9月11日的所谓“电报风波”之后。事缘中国全国内战发生，美国政府极力帮助蒋介石，陈嘉庚以南侨筹赈会主席名义，发电报致美国总统杜鲁门与参众两议院议长，呼吁美国撤回驻华海陆空军及一切武器，不再援助蒋政府以使内战得以终止。101
马来亚各处国民党机关与报纸，对陈嘉庚多方攻击，或公开集会，函电交驰，或匿名漫骂，遍贴标语。此轰动一时的“电报风波”，使陈嘉庚成为受人注目的国际人物。英国当局曾多次通过孙崇瑜向其劝告，要其冷静下来。据说，陈嘉庚为自己辩护，说他搞的是不超越当地政府所允许的中国政治。换言之，陈嘉庚婉言拒绝当局的劝告，102 也不顾后果。第二次陈英矛盾发生在1948年6、7月间，时马共武装叛英，为了争取、孤立或中立陈氏在马来亚紧急状态可能扮演的角色，英国政权施了很大压力，要陈嘉庚公开支持英国在马来亚的“剿乱”行动。此公开支持是英国要求陈嘉庚在一份已拟好的反共文稿上签字，然后在各报刊上发表。其目的显而易见，主要是要孤立马共的武装斗争，阻比陈嘉庚同情马共的反殖运动。最后，英国当局还是通过孙崇瑜与陈嘉庚的友谊关系，把文件中的某些名词及内容修改，由陈嘉庚签名，登在该年7月22日的《南侨日报》等报刊上，题为<马来亚动乱感言>全文仅六段，无一字提到马共或动乱根源，但却有陈氏主张“地方秩序”维持的忠告：凡我华侨，务当共同努力使其回复原状。尤其平昔爱好和平民主之人士，益当注意，并应警惕造成此项纷乱局面者。
陈嘉庚除了反对“不必要之纠纷及暴动行为”之外，尚希望华族工商业界，“不能任此安定及繁荣的局面，消灭以去”。从以上的翻译文字来看，陈嘉庚签字的文件原来是英文稿。
英国政权向陈嘉厌施压力的第三次，是在1949年间。该年，英政权曾考虑要求陈嘉庚谴责中共政权，也考虑过取消陈嘉庚的公民权与阻止陈氏由中国返叻等措施。103 不论英当局对陈的策略如何，陈嘉庚于1949年5月返国，参观东北各省建设发展。10月1日，已被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与华侨事务委员会委员。12月4日，陈嘉庚被任命为华东军政委员会委员。1950年正月10日，陈嘉庚出席厦门各界欢迎会，畅谈东北观感，解释中共经济政策，并劝大家负起建设新中国的责任。104 换言之，陈嘉庚已接受了国家的职位并且能够参与新中国的建设。他不能作“挂名委员”而留在新马，因此在考察东北各省以后，便也作出了最终的选择一回国重建厦、集两校于建设，为新中国效劳。
陈嘉庚于1950年5月离开新加坡，1961年8月在北京逝世，他在新中国居住了十一年。此段期间，他的主要贡献涉及国际关系、国内事务、华侨事务与福建省的教育、经济事务。厦、集两校的建设是他最关心的常务，在两校的建设计划、设计与监督方面，陈嘉庚花了不少精力、时间与金钱。他对闽省建筑铁路亦作了贡献，自1950年开始，陈嘉庚多次呼吁中央政府建设铁路，最终获得毛泽东与周恩来总理的准许，于1954年开工，1956年完成，此即为贯穿闽省南北的鹰厦铁路。1953年，陈嘉庚提倡建筑集、厦长堤，使厦门岛与闽省大陆相衔接，此长堤于1955年10月通车。陈嘉庚在集美也花了十年时间，建筑一座鳌园，以为自己最终的安息之地。这座精巧壮观的鳌园，让后人深思：一代伟人，紧随时代变革的步伐，从“不畏惧失败”的儒商、大公无私的“社会主义”信徒、“南侨爱国无党派”的政治“门外汉”到振兴中华的建国者的奋斗历程。
六、结语：再论陈嘉庚
陈嘉庚的一生，给人予多面化的形象：一位自强不息的工商业家；一位高瞻远瞩、不耻下问的社会改革者；一位因公忘私、倾家兴学的教育先驱、一位严峻的家长而慈祥的族长；一位敢怒、敢言、敢想、敢做、敢当的社会与政治人物。他不“指鹿为马”地做事，但却直截了当地骂人。他明辨是非，坚持大节与大原则，故对中日战争时“枪口对内”的主张，全盘反对到底。
作为新马以及南侨的领导人物，陈嘉庚也有不少劲敌，其主要者足新马与中国国民党人。1946年“电报风波”爆发，新马国民党人把陈嘉庚形容是“天字第一号的公敌”。英国殖民政权虽然敬佩其才华有加，但是对其政治权力常施压力或作威胁。从金文泰到金森总督，他们都曾考虑使用放逐、扣留、吊消公民权、阻止陈嘉庚从中国反叻的种种措施，有时亦曾用软硬兼施的策略，劝陈嘉庚就范。1948年7月22日发表的<马来亚动乱感言)，便是一个佳例。不过，由于陈嘉庚在事业上每每以“大原则”出发，且有“同安精神”的助力，故其处事常有坚持性，也有始有终，因而其企业、教育、政治事业的成就不凡。在同时代的东南亚华族社会里，很少人有其才华胆识，有其“以天下为己任”的大志，有其多方面的成就和影响。陈嘉庚同时代，也有不少富侨，但是他们不是“略输文采”、“稍逊风骚”，便是豪而平庸。谈何匹敌?谈何比拟?
陈嘉庚本人的政治史，便是中国近代史的缩影。他紧随着时代潮流，作出正义与正派的大事。从1910年的剪辫参加革命党、1936年的购机寿蒋、1937年的“南侨爱国无党派”为中国存亡而奋斗，到战后的亲共、袒共以至参加中共之行列，在在都是为了国家民族利益。华侨社会中，那有几个能够有先见之明，在1940年便也“先知先觉”地指定毛泽东是中华民族的救星。
陈嘉庚在中国与东南亚近代史上作下了几个贡献：(一)发展马来亚树胶种植业以及树胶加工业。在职业上，为新马华人提供了无数的就职机会；(二)陈嘉庚在新马办教育。启蒙民智，在中国，全力发展厦、集两校，为两地培育人才；(三)陈嘉庚所领导的“南侨爱国无党派”的救亡运动，其深度与广度，史无前例，浩气长流；(四)陈嘉庚是一位极特出的政治人才，集闽帮帮权、社会地盘实力、政治力量来搞中国政治；(五)陈嘉庚是中国近代史与东南亚近代史上，唯一的参与新、中两国的政治与社会运动，和英国总督、中国军政长官、蒋介石、周恩来、毛泽东周旋论政；(六)陈嘉庚对亚洲社会影响深远，其教育救国、工业现代化、科技立国的言行，大部分为中国与东南亚各国所接受与推行。其创业、改革和不畏惧失败的精神，也为华族社会所敬佩与学习。
陈嘉庚一生留下四个历史遗产，即华侨的认同感与延续性；尊重知识、尊重教育的儒家思想，自强不息的发展哲理；以及“陈嘉庚精神”的全球化。“陈嘉庚精神”是八、九十年代，由其后辈及支持者推动。他们组织陈嘉庚基金会、支持教育发展与研究。继而有“陈嘉庚国际学会”的组织，并已在三方面作出贡献：(一)筹钜款建柏克莱加州大学的陈嘉庚化学楼；(二)陈嘉庚科学奖，支助中国科技研究；(三)建设集美大学，培养大专人才。1996年，新加坡陈嘉庚基金会，捐一百五十万元新币给南洋理工大学，在该大学创立一陈嘉庚教授基金，为聘请陈嘉庚客座教授而用，把陈嘉庚的名字发展到社会科学研究方面，从而使“陈嘉庚精神”国际化。
注脚：
1.《国民日报》，1918年6月20日。
2.《南洋商报》，1927年9月19日。
3. 参阅《陈嘉庚公司分行章程》(新加坡，1929)。亦参阅林孝胜：(陈嘉庚的经营理念及企业管理>，《人文与社会科学论文集》第6期(1986年)，页5-6。
4. Yen Ching-hwang，“Tan Kah Kee and The Oversea Chinese Entrepreneurship，” Asian Culture，vol.22 (1998)，pp.3-6.
5. 陈厥祥编：《集美志》(香港：集友银行，1963)，页117-118。
6. 陈嘉庚：《南侨回忆录》(香港：草原出版社，1979)，页394。
7. 同前注，页393。
8. Song Ong Siang, One Hundred Years' History of Chinese in Singapore
9. 陈嘉庚：《南侨回忆录》，页395。
10. 同前注，页397。
11. 同前注，页398。
12.《新明日报》，1989年3月18日。
13.《南洋商报》，1929年5月10日。
14.《南洋商报》，1936年2月28日。
15.《南洋商报》，1933年8月14日。
16.《南洋商报》，1926年2月4日。
17.杨六使曾任新加坡瑞盛号英文书记，后转任谦益号总司理达十七年。见柯木林主编：《新华历史人物列传》(新加坡：教育出版私营有限公司，1995)，页53。
18.陈嘉庚：《南侨回忆录》，页411-412。
19.《海峡时报》(Straits Times)，1929年6月6日。
20.《新国民日报》，1921年1月11日。
21.见陈敬贤致其兄信，1924年5月28日，此信出自《陈敬贤书信》第2卷，今为新加坡陈共存先生所藏。
22. 陈嘉庚：《南侨回忆录》，页414。
23.《新国民日报》，1921年1月12日。
24.陈嘉庚：《南侨回忆录》，页415。
25.同前注，页412-414及页416-417。
26.同前注，页412及415-417。
27.同前注，页416。
28.Monthly Review of Chinese Affairs，(43，March 1934)，p.16.
29.Ibid., p.17.
30.陈嘉庚：《南侨回忆录》，页418-419。
31.林孝胜：《新加坡华社与华商》(新加坡：新加坡亚洲研究会，1995) 页176-177。
32.《南洋商报》，1933年4月26日。
33.《南洋商报》，1933年8月14日。
34.陈嘉庚：《南侨回忆录》，页1。
35.《南洋商报》，1933年8月14日。
36.C.F.Yong，Tan Kah-Kee：The Making of Overseas Chinese Legend (Singapore：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9，2nd edition)，pp.107-708.
37.《国民日报》，1918年6月19日。
38.《国民日报》，1918年6月20日。
39.《新国民日报》，1922年4月10日。
40.《南洋商报》，1941年3月31日。
41.叶钟铃：<陈嘉庚创办南洋华侨师范学校始末>，《亚洲文化》第10期(1987年10月)，页65。
42.见叶钟铃；(陈嘉庚创办南洋华侨师范学校始末)，页70-71。
43.一九八二年十二月十七日己故黄奕欢先生在叻亚洲保险公司大厦办公处提供的口述历史资料。
44.陈嘉庚函林崇鹤，1954年7月2日，页2。
45.同前注，1954年8月17日，页1。
46.同前注，1954年8月17日，页4。以上两函由林传贤先生相赠。
47.(福建私立集美学校校主陈倡办厦门大学演讲词)，1919年7月13日，页12。
48.王增炳、余纲：《陈嘉庚兴学记》(福建：福建教育出版社，1981)，页111。
49. 同前注，页109。
50. 陈碧笙、陈毅明编：《陈嘉庚年谱》(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6)，页24-25。
51.陈嘉庚：《南侨回忆录》，页13。
52.王增炳、余纲：《陈嘉庚兴学记》，页111。
53.同前注，页113。
54.陈嘉庚：《南侨回忆录》，页30。
55.《南洋商报》，1933年3月17日。
56.《南洋商报》，1937年1月14日。
57.《南洋商报》，1936年1月30日。
58.《南洋商报》，1936年1月30日。
59.《南洋商报》，1929年2月4日。
60.《南洋商报》，1941年2月11日。
61.《新加坡中华总商会帮派制度的论争》(新加坡：国际时报社，1970，再版)。
62.《新国民日报》，1922年10月30日及31日。
63.《南洋商报》，1936年4月6日；陈嘉庚：《南侨回忆录》，页30。
64.<住屋与卫生>，附于陈嘉庚：《陈嘉庚言论集》(新加坡：新加坡怡和轩俱乐部，1946)，页384-392。
65.陈嘉庚：<我国行的问题>，《陈嘉庚言论集》。
66.陈嘉庚：《南侨回忆录》，页385。
67.陈嘉庚：《陈嘉庚言论集》，页1；陈碧笙、陈毅明编：《陈嘉庚年谱》，页5。
68.陈嘉庚：《南侨回忆录》，页3：陈碧笙、陈毅明编：《陈嘉庚年谱》，页13。
69.C.F Yong，Tan Kah-Kee：The Making of an Overseas Chinese Legend, p.153.
70.陈嘉庚：《南侨回忆录》，页3。
71. 同前注。
72. 杨进发：《陈嘉庚研究文集》(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88)，页138-43。
73.陈嘉庚：《陈嘉庚研究文集》，页84-95。
74.C.F Yong, Chinese Leadership and Power in Colonial Singapore (Singapore：Times Academic Press，1994，2nd edition)，pp.33-37.
75.陈嘉庚：《南侨回忆录》，页97。
76.《南侨日报》，1947年9月30日。
77. 陈碧笙、陈毅明编：《陈嘉庚年谱》，页55-57。
78. 杨进发：《陈嘉庚研究文集》，页144-154。
79. CO275/132，“Minutes of The Executive Council”，SS，11 May 1932，p.85.
80. 杨进发：《陈嘉庚研究文集》，页162-169。
81. 陈嘉庚：《南侨回忆录》，页42。
82. 同前注。
83. 陈嘉庚：《南侨回忆录》，页42-43。
84.《华人事务月刊》第100期，1938年12月，页24。
85. 陈嘉庚：《南侨回忆录》，页43。
86.同前注，页44。
87.同前注，页45。
88.C.F.Yong,Tan Kah-Kee：The Making of an Overseas Chinese Legend，pp.222-224.
89.沈仲仁：《陈嘉庚先生救国言论集》(上海：华美图书公所，1941)，页2。
90.陈嘉庚：《南侨回忆录》，页68-70。
91.《大战与南侨》(新加坡：南侨筹赈总会，1947)，页47；陈嘉庚《陈嘉庚言论集》，页123。
92.《大战与南侨》，页344-345。
93.陈嘉庚：《南侨回忆录》，页189及页205。
94.同前注，页188。
95.陈嘉庚：《陈嘉庚言论集序言》。
96.同前注。
97.陈嘉庚：《南侨回忆录》，页186。
98.同前注，页187。
99.陈嘉庚：《南侨回忆录》，页230。
100.C.F.Yong，Tan Kah-Kee，The Making of an Overseas Chinese Legend, pp.272-277.
101.陈嘉庚：《陈嘉庚言论集》，页102-103。
102.杨进发：《陈嘉庚研究文集》，页207。
103.陈嘉庚：《陈嘉庚研究文集》，页209-212。
104.陈碧笙、陈毅明编：《陈嘉庚年谱》，页2真1及页214－218。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