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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亚来

时间:2010-11-11  来源:马来西亚华人历史与人物  作者:黄贤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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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十九世纪中叶,当第一波中国移民浪潮涌向英属马来亚时,一个来自广东惠州的平凡小子,顺势南来,开始他在马来亚的奋斗史,他就是叶亚来(1837-1885)。从1854年离开中国到1885年客死异乡,叶亚来将他生命中大部分的时间奉献给马来亚这片土地上。或许叶亚来原本和当时其他的移民一样,希望在南洋工作几年后,赚够了钱,回乡光宗耀祖。没料到后来的机遇,让他终其一生在马来亚发展,更对吉隆坡的开拓作出重大贡献。

  叶亚来的一生,不但是一部曲折的移民史,有辛酸的血泪.有惊险的斗争,也是一部吉隆坡的开拓史。他由一个赤手空拳南来的移民到吉隆坡的建设者和治理人,使他在马来西亚政治发展史上占有一定的地位。由于叶亚来是华族移民,而他所经营的吉隆坡后来成为马来西亚这个多元种族国家的首都,在马来民族主义和政治因素的影响下,叶亚来的历史地位引起一些争议。

  本文的前半部将对叶亚来的移民动机和南来后奋斗的历程作论述,后半部则评论叶亚来对吉隆坡的建设和探讨他在马来西亚历史上的地位。本文尝试从不同的视角和理论来对叶亚来的一生作出回顾,希望能重新建构这位平凡移民中的不平凡政治领袖的历史。

二、叶亚来的崛起:从过番客到华人甲必丹

  叶亚来在1837年3月14日生于中国广东省惠州惠阳县淡水镇周田乡。周田乡是一个具有肥沃土地, 良好气候的地方。叶家世代务农,家境尚属小康。1 叶亚来父亲名联开,母范氏。亚来为长男,其正式名字是茂兰,而亚来只是他的乳名或小名。他有三个弟弟和一个妹妹。但叶亚来出生后不久,中国受到鸦片战争(1839-1842)的破坏。清廷因为长期的闭关自守,在科技上远远落后于以工业为主的两方国家,因而不敌英国的坚船利炮。战败后被迫签署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使中国的经济受到严重的打击。叶亚来的家庭经济也受到一定程度影响,为了维持生活,他读了两年私塾便辍学出去替人放牛或打短工。接着中国南方又发生洪秀全等所领导的太平天国反清廷叛乱(1850-1864)。这一场历时相当久的内乱使南方很多的地方,包括叶亚来的家乡惠阳县也受到严重的破坏,农村经济破产,社会秩序大乱。由于局势持续动荡,许多年轻的乡民为求生计而选择离乡背仆,其中不少前来南洋谋生。叶亚来也是在这种情况下追随乡人乘船南渡。1854年,年仅十七岁的叶亚来开始他在英属马来亚的生活。2

  叶亚来早年的家乡生活和南渡的因素,与许多同时代的过番客相似,都是由于家乡动荡不安和无以谋生,只好冒险南来。因此,他可说是典型的早期移民。许多著作对他到底是属于“自由”移民,还是以“卖猪仔”或“契约”的方式南来有不同的说法。根据罗香林的记载,叶亚来是以卖身的方式来的。罗香林对叶亚来的南来经过有详细的叙述: “来既感国内生活维艰,立足匪易。又震於海外富庶,乃与母商,决自卖身为猪仔。立限三年,得数十金,交母养老,饮泣败(拜)别。”3 但也有作者认为叶亚来是自由移民。根据曾铁忱记载:“咸丰四年(1854年)。这时候,叶亚来正好十七岁,是个个子强壮短小精悍而有点固执成性的青年,卒于征得堂上双亲的同意后,毅然离开了在惠阳死守了八代的可爱家园, 由本县的渡口——澳头(按为距淡水镇二十五华里和距周田乡四十三华里的出海处),搭了小渡船到裙带洲(当时香港在民间还沿用这一名称),候期搭上三枝桅的大眼鸡船,靠着风力向南航行。经过两个多月的海程,终于抵达当年叶氏族人侨居最多的古城马六甲。”4

  其实,不管是猪仔还是没有契约束缚的自由移民,绝大多数的早期移民南来后都寂寂无名,最终老死异乡。而叶亚来却例外,在异乡闯出一番事业。可见他在吉隆坡的不平凡事迹和表现与他在中国的早年生活没有直接关系,而是与他在马来亚的际遇和表现有关。其实,叶亚来在马来亚的最初几年表现相当平凡。他具备了典型移民的优点和缺点。优点是他勤俭耐劳,缺点是他也染上一些陋习,包括嗜赌。当叶亚来在马六甲上岸后,由族亲叶国驷(Yap Ket Si)安排他到榴莲洞加(Durian Tunggal)的一家锡矿工作。四个月后,由于该锡矿生意欠佳,叶亚来被转介到附近的吉山镇(Kesang)的一家杂货店当助手。店主叶五也是叶亚来的族叔。叶亚来虽然勤奋工作,但工作之余,沉迷赌局,使叶五对他失望。一年后决定遣送叶亚来回乡。有关叶亚来被遣返中国一事,有作者认为主要是因为叶五的杂货店生意不好而结束营业。5 但如果只是单纯因为杂货店结束生意,叶亚来可以被介绍到其他地方去工作,就如上次从榴莲洞加锡矿转来吉山镇一样,而不必被打发回中国。因此,这次被遣送回乡,很可能与叶亚来的嗜赌行为有关。叶五或许是无法劝阻叶亚来改邪归正,又担心无法与家乡的族亲交代,只好借故将叶亚来送回国,以免叶亚来堕落异乡。6

根据一般史书记载,叶亚来不敢违抗叶五的命令,只好乘船离开马六甲。当他到达新加坡,等候转换大船回中国的时候,赌性再发,结果将族叔所送的回乡钱给输光,迫使他不得不折返马六甲。叶亚来当然不敢再见叶五,便与一位名叫叶福的同伴,从马六甲步行至附近的芦骨(Lukut)去发展。7 以上的记载,更可以印证叶亚来是因为嗜赌而被族叔送回中国的。叶亚来很可能是知道回到家乡后,会因为嗜赌丑事而被家人责怪,没有面子,所以不愿回去。在新加坡输钱一节已无关重要,关键在于他不愿回乡。叶亚来因此继续留在马来亚谋生。他当然没有颜面回去见叶五,所以往芦骨另谋出路。可能也是因为这次的教训,叶亚来痛定思痛改了赌性,并发奋图强闯出一番事业。因此可说是叶亚来人生的一个转捩点。

1856年, 叶亚来到了芦骨,先在惠州籍客家人张昌的矿场当厨师。三年后,改行买卖猪只,生意顺利,业务扩大至附近的双溪乌绒(Sungai Ujong),并因此认识当地华人甲必丹盛明利(Kapitan Shi)的随身护卫刘壬光(Liu Ngin Kong) 。8 由于大家都是惠州客家人的关系,叶亚来获得刘壬光的信任,受邀加入盛明利所领导的海山派帮会。叶亚来也不再经营猪只生意,改任刘壬光的助手,从此卷入当地的政治、经济和族群斗争。

   1860年8月,双溪乌绒两个马来集团因争夺华人锡矿税收等利益而发生冲突。当地两个华人帮派,即海山派和义兴派,也因本身利益而分别支持其中一方。这次的武装斗争历时半年,双方死伤惨重。结果盛明利的一方战败,盛明利本人在败退时遭敌方人马所擒,并且被杀。刘壬光和叶亚来则在战争中受伤。这场战争的死伤人数据估计华人有六千名,而马来人也为数不少。战乱过后,华巫各方痛定思痛。为了善后和预防类似冲突重演,莫不认为应寻找互相谅解之道。9 在华人方面,当务之急是推荐一位新领袖,继承盛明利甲必丹的遗缺。10  结果叶亚石被推举为华人甲必丹,但他志在经商,没多久便卸任。11  叶亚石推举叶亚来继任,因为他在上次的战斗中表现出超凡的英勇。而且,他善于管理矿工和维持秩序,具有领袖才能。12 当年(1861)叶亚来只有二十四岁,便已在马来亚闯出一番事业,成为权重一方的华人甲必丹,可说是出类拔萃,为移民中的英雄豪杰。

  借用西方文学批评家Northrop Frye的理论,叶亚来的崛起具有西方浪漫剧英雄的特点。13  Frye认为,浪漫剧的两个基本布局是:(一)剧中英雄对理想的冒险追求精神(往往在过程中要铲除障碍);(二)剧情中有明显的忠奸对比角色,即有英雄(hero)和恶魔(villain)的斗争,而且故事的结果往往是英雄得到最后的胜利。叶亚来可以被认为是移民英雄,因为他虽然是被迫渡海南来,但被认为是具有冒险和奋斗的精神。尤其是他为了家人的三餐温饱,毅然到南洋来谋生。叶亚来南来后的际遇也不是一帆风顺,因为英雄需要经过恶魔的考验。叶亚来初期所遇到的恶魔,有人物也有事物,但他都一一克服。首先是他戒除了赌瘾,其次他也应付了其他帮派的势力。叶亚来最终跃升为当地华人甲必丹,成为成功移民的典范和移民的英雄。

  这个英雄并非是没有任何缺点,许多著作中都有提到他的一些不良习性,包括好赌、刚烈性格和暴躁脾气等。但叶亚来个人的这些恶习和性格的一些缺点不是不可挽救的缺陷(如西方悲剧中不可改变的命运)。而且,叶亚来后来成功戒赌,也能控制他的脾气,不至铸成大错。因此,叶亚来能克服缺点正可显示他的英雄本色。

  在任何西方的浪漫剧中,英雄会得到最后胜利,但在过程中也许会有挫折。叶亚来也是如此,他的移民生涯中曾卷入帮派的斗争。在1860年因锡矿利益导致的冲突中,叶亚来的一方惨败,甲必丹盛明利遭杀害,叶亚来本身也受伤。但无损英雄最后的胜利。当冲突平息后,两股势力取得妥协,叶亚来更继叶亚石之后,成为华人甲必丹。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1860年的帮派冲突中,叶亚来与刘壬光出生人此,结成患难之交,奠定叶亚来以后英雄事业的基础。

三、叶亚来的奋斗:安内攘外、巩固势力

  叶亚来的一个人生转折点是离开双溪乌绒转往吉隆坡发展。叶亚来担任双溪乌绒华人甲必丹一年后便卸任,因为他接受老长官刘壬光的邀请,到吉隆坡去协助刘发展矿业。叶亚来舍得放弃有社会地位和权势的甲必丹一职,到吉隆坡去辅佐刘壬光,由此可以看出叶亚来重情义,不忘当年刘壬光提携之恩。也因此,叶亚来与吉隆坡结下不解之缘。

  原来刘壬光在1860年的战斗中负伤后逃回芦骨,不久转往马六甲发展。其后刘壬光前往占隆坡投靠当地的第一任华人甲必丹丘秀(Hiu Siew)。14 不料没多久,丘秀病死,刘壬光被推举为第二任吉隆坡华人甲必丹。刘自觉责任重大,孤掌难鸣,便邀请旧部属叶亚来等人前来协助。15  1862年,叶亚来抵达吉隆坡后受到刘壬光的器重,除了替刘管理锡矿和一般行政工作外,也负责经营巴生港的商务。而且,刘特别允许叶亚来同时经营两家自己的锡矿。由于叶亚来办事有绩效,公私业务都管理得当,开始累积了一些财富。1865年叶亚来开设一间店号叫德生的药材店,使他的事业更多元化。同年,刘壬光还为了使叶亚来能安心在吉隆坡发展,撮合他与马六甲侨生女郭庚娇的婚事。16

   1868年,吉隆坡第二任甲必丹刘壬光病重,不得不认真考虑继任人选。刘壬光本属意由叶亚四来继任之,但在叶亚四的推辞下,刘壬光只好与当地马来领袖讨论后,取得苏丹阿都沙末(Sultan Abdul Samad) 的同意,内定由叶亚来继任。临死前刘壬光交代叶亚来将他的遗体安葬在马六甲,也要将他的个人财产交回给他在马六甲的亲人。17

  三十一岁的叶亚来继任为吉隆坡第三任甲必丹后,马上要应付一些华人内部的挑战。首先他受到刘,关,张姓宗亲为主的一批华人的反对。这些人认为叶亚来资历不足,应该由他们的宗族长辈中选出一人担任甲必丹。同时,他们也要求分享刘壬光的财产。18 叶亚来为了化解这个危机而巧妙的透过马来领袖来使众人服从。马来土酋素单莆亚沙(Sutan Puasa)告诉反对叶亚来的人,苏丹和地方领袖已经同意叶亚来担任甲必丹,而且这个安排也尊重前任甲必丹刘壬光的遗嘱。经过马来领袖的调解,叶亚来的职位才告安稳,‘这也奠定了叶亚来与马来领袖之间的密切关系。叶亚来从中也得到一些启示,知道以后不能都靠马来领袖撑腰, 自己应该要有足够的力量来应付反对势力。因此,他积极召募战土,增强自己的保安和武装实力。同时,他制订更多法规以加强法治,并采取严刑峻法。19

  正当叶亚来的安内政策收到一些效果,他又需面对两方面的外在挑战:一是来自张昌的挑衅;二是马来族群间的权力斗争。张昌曾是叶亚来的雇主。1856年叶亚来初到芦骨时,在张昌的矿场当厨师。因此,张昌以长辈自居,不服叶亚来在吉隆坡的地位。1869年初,即叶亚来担任甲必丹之后的半年,张昌从间征(张昌的势力地盘,位于吉降坡以北)率领二十佘人到吉隆坡来闹事。他表面上是到吉隆坡来拜访叶亚来,但却拒绝在叶府留宿,反而在镇上大喝大吃,试图制造麻烦。由于张昌是反叶亚来集团的领袖,20 当反叶亚来集团无法阻止叶亚来继承甲必丹一职时,张昌便转移阵地到间征去发展,并组织当地的嘉应客家人来对付籍贯属惠州的客家人叶亚来。21  不久,也许是在张昌的挑拨之下,叶亚来的好友兼间征代头领叶四,在试图逃离间征去吉隆坡时被谋杀。叶亚来带人来间征进行调查时,张昌已经逃往别处。这一件事也使到此后的几年内,客家方言群的嘉应人和惠州人,卷入了张昌和叶亚来的权力斗争之中并站在敌对的阵线上。22

  叶亚来也卷入一场比华族间的权力斗争更复杂的战争,即雪兰莪内战(1866—1873)。这场内战是由于锡米征税权的利益问题导致马来皇族中的两个集团发生冲突。23 初阶段的内战双方是拉惹玛蒂 (Rada Madhi)和拉惹阿都拉(Raja Abdullah)。结果拉惹玛蒂打败后者,成为雪兰莪最有实权的人物。他以苏丹代表的身份于1869年6月正式册封叶亚来为甲必丹。在庄严盛大的授封仪式上,叶亚来人乡随俗,身穿马来皇族服装参加庆典。由此可知,叶亚来积极的融入当地社会和政治。

  马来皇族间的斗争还没有结束。不到一年,拉惹玛蒂的势力消失。他被苏丹的女婿东姑古丁(Tunku Kudin)所击败,还被赶出巴生。叶亚来逼于形势及本身利益,转而与东姑古丁结盟,直接卷入第二阶段的雪兰莪内战。拉惹玛蒂退出巴生后心有不甘,除了重新组织马来军队外,也拉拢叶亚来的仇家张昌集团,试图重振声势,伺机反攻。1870年至1872年间,两股敌对的华巫联军先后在瓜拉雪兰莪、安邦、万挠、古毛和吉隆坡等地与东姑古丁展开争夺战。1872年8月,吉隆坡因为东姑古丁阵营内的马来同盟军的倒戈而失守,叶亚来眼看大势已去只好撤退至巴生。经过几个月的重整军队,尤其是从中国募来一批新兵,再加上东姑古丁的马来军队和彭亨苏丹的援军,叶业来成功的于次年3月收复吉隆坡。而拉惹玛蒂集团的势力终于被肃清,雪兰莪内战方告结束。24

   1873年5、6月间,东姑古丁特地从巴生前来吉隆坡,基于正统的观念重新委任叶亚来为吉隆坡华人甲必丹,授予叶亚来合法管辖吉隆坡的权力。从1873年至1880年间,叶亚来全力建设吉隆坡,从一个战乱的废墟发展成为雪兰莪的经济和政治中心,奠定了叶亚来在吉隆坡廾发史上的地位。

  叶亚来的成功,不纯粹是因为亲友的照顾和上司的厚爱,而是经过一番努力和奋斗,以血汗争取的结果。尤其是在雪兰莪内战中身历战场,并统领军队防守吉隆坡。即使是在1872年被迫撤离吉隆坡后也没有气馁,而是重振旗鼓,不久后成功地收复吉隆坡,足以表现出他的坚忍执着和自信心。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他与马来族群建立了密切关系。他不只和东姑古丁结盟,而且也与彭亨苏丹拥有良好关系,使得后者答应叶亚来的请求,派援兵协助叶亚来收复吉隆坡。由此看来,叶亚来的能力和人际关系都是他成功的重要因素。

  如果再引用Frye的理论,可以说明叶亚来具有战斗英雄的特点。叶亚来受刘壬光之邀到吉隆坡发展后,逐渐展现他的英雄气概。数年之内,不但受刘壬光重用,后来还继任甲必丹,并成为海山派的领袖,势力凌驾其他帮派之上。其他的帮派势力和反对叶亚来担任甲必丹的集团在这浪漫剧中饰演恶魔的角色。叶亚来最终能打败恶魔,正是英雄的行为。如果说第一次的驱魔战斗是华族帮派间的斗争;第二次的驱魔战斗则是跨越种族界限:叶亚来与马来皇族东姑古丁结盟,和另外一批华巫势力集团(张昌和拉惹玛蒂)斗争。所以,在这浪漫剧中,英雄与恶魔不以种族区分,只要是与象征英雄的叶亚来为敌的便是恶魔。最后当然是英雄打败恶魔。

  叶亚来不以平凡的移民劳工自安和自满,而勇敢的接受推举为华人甲必丹,后来还与一些马来领袖结盟,参与雪兰莪内战和吉隆坡的保卫战,充分表现出一个浪漫英雄的冒险本质。他最后成功打败对手,控制和管理吉隆坡,正是浪漫英雄得到最后胜利的合理结局。

四、叶亚来的建设:从废墟到吉隆重镇25

  从1873年至1880年间,叶亚来获充分授权经营吉隆坡。在这段时期叶亚来对吉隆坡的贡献是多方面的,除了加强保卫吉隆坡,使局势安定外,他也积极建设饱受战争蹂躏的吉隆坡,包括发展基础建设如开辟道路和兴建房屋,以及促进经济发展和举办文教慈善事业等。26 以下分三方面来叙述:

  (一)政治方面:叶亚来制定一套有效的行政和司法政策管理吉隆坡。他做事果断,赏罚分明,重视治安。叶亚来组成一支强大的武装队伍,除了维护市内治安,也使附近巴生河的海盗不敢妄动,因此在他的治理下吉隆坡少有重大罪案发生。而且,叶亚来也扮演监督和协调各民族、各会党和各行业领袖的角色,使大家安于本分,在各自的习俗下活动,以及在各自的势力范围内经营生意。其管理模式富有“政简而和,不言而信,不化而行”的中国式管治。27 同时,叶亚来和苏丹、副王东姑古丁以及英籍驻官都保持良好的关系,使他管理吉隆坡有事半功倍的效果。叶亚来在治理吉隆坡期间,显露其领导的才能,在其治理下的吉隆坡呈现一片欣欣向荣的繁荣景象。另一方面,叶亚来不但善于团结华族,而且也善于团结友族,其一贯主张的华、巫合作,友好相处,为后世树立了光辉的榜样。

  (二)经济方面:叶亚来首先发展当时最有经济价值的锡矿业。他向政府和英商借贷开矿资金,并从马来亚各地,其中包括了芦骨和双溪乌绒,甚至是从中国引进劳工,使吉隆坡地区成为马来亚的锡矿中心之一。由于马来居民不善于开矿,叶亚来就鼓励他们在吉隆坡近郊种稻,并给予各方面的协助,其中包括提供他们资本和技术上的改良,以增加粮食生产。叶亚来也从中国运来菜种在本地种植,使本地增加了蔬菜的品种。同时也鼓励其他农作物的种植,如甘蜜、木茨等。此外,叶亚来为了重建战乱破坏的吉隆坡,极力推动建筑业和公共建设,并开设砖窑,鼓励居民以砖瓦兴建房屋。叶亚来所经营的业务多元化,除了以上所述,尚包括牧牛场、养猪场,屠场、采石厂、码头、仓库等。另一方面,叶亚来也在中国招募大量的劳工来吉隆坡以进行开发。吉隆坡在二次争夺战后的重建都得力于叶亚来,他这种不屈不挠的精神也吸引了华人继续留在吉隆坡,从而使得吉隆坡如浴火凤凰般得以重生,并且更为兴旺,因此吉隆坡经济之繁荣多归功于叶亚来的大力发展与推动。

  (三)社会公益和文教方面:叶亚来深知当时医疗服务非常缺乏,而居民们最迫切需要的是医疗照顾,其次是宗教上的精神寄托,以及子女的教育。于是他设立医院照顾病人,开办安老院收容贫苦无依的老人;他也捐出市中心地段,作为仙四师爷的庙址,把仙四师爷奉祀为吉隆坡的保护神。仙四师爷是仙师爷和四师爷两位神灵的合称,仙师爷是指盛明利,而四师爷指的是叶亚四。二人对于叶亚来都有恩惠,盛明利曾是叶亚来的上司,对叶亚来非常器重并提拔他为副队长,叶亚来对盛氏有知遇之感。盛氏在一次土酋纠纷中被杀,叶亚来为感其恩德而立庙纪念之。叶亚四是叶亚来的盟友,28  叶亚来能继任为吉隆坡的第三任甲必丹也多亏叶亚四的谦让及推荐,后叶亚四遭敌对集团的杀害,叶亚来为其报仇外,也立庙纪念之。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叶亚来是一位饮水思源,不忘本的人;另外他也捐拨土地兴建拿督庙和惠州会馆等,使人们在精神上有宗教的寄托和凝聚惠州乡亲的力量。教育方面,叶亚来在家乡(中国)只读过两年的私垫,南宋创业后,不免对幼时失学有所感触,因此在重建吉隆坡时首先为吉隆坡创设第一间华文学堂。他于1884年创办华文学塾,礼聘前清举人叶树纲为授课老师。后来将学垫改为唐文义学,并增聘徐绍荪为教师,其教授的内容主要是三字经、增广、千家诗、千字文之类的传统中国教育模式。在当时西方教育模式尚未大量引进亚洲时,这种传统的教育是必须的,以使居民子弟知书识礼,并达到传承文化的效果。叶亚来的创办中文学垫,可以说是开始在马来亚这块土地上洒下了中文教育的种子,为中文教育奠下了一些基础。另一方面,为了发展吉隆坡的商业和方便居民,叶亚来更耗巨资在吉隆坡建筑道路,以发展交通。在雪兰莪内战期间,在其手中筑成的道路计有巴刹街(Jalan Pasar)、老巴刹坊(Old Market Square)、安邦街(Ampang Street),罗耶街(Rodger Street)、蒙巴登街(Mountbatten Road)、谐街(High Street)、火治街(Foch Avenue)、苏丹街(Sultan Street)、古路街(Pudu Street)、古路芭(Pudu Land)、茨厂街(Petaling Street) 。29

  1882至1884年间担任雪兰莪参政司的瑞天咸(Frank Swettenham)在一篇报告中对叶亚来治理吉隆坡的贡献作了很好的记录。该报告写道:
  他的精力和事业心,都异于寻常人。在参政制度还没有施行之前,这个市镇曾三度被烧毁,而甲必丹每回都把它重建。在东姑古丁诚恳要求下,他排除万难,极力维护这个地方的安宁。华人甲必丹也建筑了许多条道路,以联系吉隆坡及各主要的矿区……警察总监告诉我,他把吉隆坡和邻境治理得那么好,这些年来尚未发生过一宗严重的罪案。他还设立了一间类似安老院的收容所,让贫病无依的人有临时栖身之所。他审判案件公平,深令华人心服。他开设了一家砖窑,对地方建设贡献良多,又垦植了一处木茨园,其面积比海峡殖民地内的任何木茨园丘都大;并在市区内设立工厂,雇有一名英籍工程师料理厂务,釆用机器加工成茨粉。我获告知,华人甲必丹一共雇用了四千人,分别在矿场、园丘、砖窑、和建筑工地等处工作。30

  随着叶亚来管理下的吉隆坡欣欣向荣,以及英国人逐渐将势力向马来半岛各州内地推进,英国人开始将参政司和有关部门从巴生迁到吉隆坡。1880年3月,吉隆坡取代巴生成为雪兰莪州首府和行政中心。这也意味着叶亚来不得不将吉隆坡的管理权转交给英国人。但对英国人而言,叶亚来仍然有他的影响力,也有利用价值。因此,叶亚来受邀为英殖民政府顾问,参与州内事务。而且,叶亚来继续被任命为华人甲必丹,但职权主要局限于处理吉隆坡华人社会内部的问题,例如调解帮派的纠纷,以及华人风俗习惯的事务。31

  回顾1873至1880年之间,叶亚来苦心经营吉降坡,将一个战后的废墟发展成为一个政治和经济中心。叶亚来对吉隆坡的贡献是多方面的,除了法政外,对吉隆坡的经济、文教、公共建设等都有很大的建树。一个建都英雄的形象俨然被塑造形成。叶亚来奋斗的一生,充分表现了华族先辈刻苦耐劳、努力创业的精神,也发扬了华族祖先的不怕困难、勇于战斗的光荣传统。

  根据Frye的理论,任何一个时期的英雄都会受到不同性质的挑战。这时期的挑战主要是来自内战后的恶劣生活条件和自然环境。1873年雪兰莪内战结束时,吉隆坡几乎像个废墟,百业待举。原有的矿场遭到破坏,矿区积水,不能开采,经济命脉受到严重打击。叶亚来也因战争背负了逾十万元的债务。32 但英雄具有克服困难的毅力。叶亚来号召居民共同合作,重建家园。同时,以高利率向英商和马六甲及新加坡的华商贷款,重振矿务。当1879年锡价高涨时,英雄苦尽甘来,不但吉隆坡的财政困境得以纾解,叶亚来本人也因此晋升为吉隆坡首富。33 1881年吉隆坡先后发生大火灾和大水灾,烧毁和冲毁房产无数。34 叶亚来不向大自然的恶魔低头,积极的协助英国殖民政府电建吉隆坡,终于得到最后的胜利,使吉隆坡再度成为具规模的城市,也奠定以后作为国都的基础。由于叶亚来具有英雄的气度,即使在英国人接管吉隆坡后,仍尽力协助发展吉隆坡。由此也可看出叶亚来对吉隆坡的热爱。

五、叶亚来的历史地位:悲剧的政治人物

  1885年4月15日叶亚来鞠躬尽瘁,病逝吉隆坡,享年48岁。吉隆坡政府部门为表哀悼,在叶亚来病故当天和出殡之日都停止办公。高级公务员全体参加殡仪行列,以示感激叶亚来对吉隆坡的贡献。35 当时在任的雪兰莪参政司罗杰(John Pickersgill Rodger)发表一篇悼文表达他对叶亚来的敬意和哀思,其中提到:
  由于甲必丹叶亚来之离世, 政府失去了一位最能干而又忠实的官员,对我个人而言,我失去了一位最诚服而敬重的挚友。36

  荣哀的葬礼和名人的悼词并不能为叶亚来的历史地位盖棺定论。后人对叶亚来有不同的看法和称呼,有尊称者如“民族英雄”,37 也有贬义者如“慈善的暴君”。38 即使是死后百年,叶亚来的地位仍然成为各方争论的焦点。1980年马来西亚政府的一名内阁部长拿督沙末(Datuk Samad ldris)撰文否认叶亚来在吉隆坡开发史上的地位,39  取而代之的是与叶亚来同时代的一位马来贵族拉惹阿都拉(Raja Abdullah bin Jaafar)。40  而华人学者则认为,即使拉惹阿都拉比叶亚来更早抵达吉隆坡,但真正开发和建设吉隆坡者,仍非叶亚来莫属。41

  事实上,绝大部分华人作者都将叶亚来视为英雄人物。根据柯学润(Sharon Cartens)的分析,二十世纪初期以来许多中文著者将叶亚来塑造成近乎神话中的英雄。42  例如:1927年的一篇传记将叶亚来描写成一个在战场上、商场上和市政上都能如愿以偿的人;43  1929年的一本著作中,作者温飞雄将叶亚来刻画为一位传统的英雄游侠,和具有群众魅力的工人领袖;44  五十年代初则有著作偏重叶亚来的英雄气质。45  由于1957年马来亚独立后的政治和种族情势,华人需要证明他们对马来亚的效忠和贡献,叶亚来的开埠功迹便是最好的证据。因此,马来亚独立后的华文史书特别强调叶亚来对吉隆坡发展的贡献。在这些作者笔下,叶亚来很自然的成为拓荒者和民族英雄。46  可惜这些著作主要是以传统的英雄传记方式撰写,歌功颂德多于陈述历史。

  无可否认的,叶亚来在马来西亚历史上是个非常传奇性的人物。但叶亚来绝对不是类似中国神话中神格化的人物:无所不能和完美无缺。叶亚来更像西方悲剧中的政治人物。悲剧也有英雄的出现,但悲剧中的英雄往往无法摆脱命运的安排,注定要失败,而且,是在讽刺性的或人为无法控制的情况下以悲剧收场。47

  为了评析之需,笔者借用莎士比亚悲剧中的人物宋沦析叶亚来这个政治人物的悲剧结局。

(一)叶亚来为《裘力斯.凯撒》(Julius Caesar)悲剧中的人物

  莎士比亚著名悲剧《裘力斯·凯撒》主要写古罗马共和国两个政治集团的斗争。它的剧情简述如下:公元前一世纪,古罗马大将凯撒在一次远征中凯旋归来后,威望日隆。他虽然婉拒称王,但却搞个人专制统治。反对凯撒的人一半出于妒忌,一半也怕凯撒独裁。于是结党密谋暗杀凯撒。他们成功说服受凯撒器重的勃鲁托斯(Brutus)的合作,由他下手行凶。勃鲁托斯是个正人君子,他很感激一手提拔他的凯撒,但他更爱共和体的罗马。为了拯救罗马不落人个人专制的浩劫,他终于刺杀了凯撒。勃鲁托斯在凯撒的葬礼上讲述了他刺杀凯撒的原因:并不是他不爱凯撒,而是他更爱罗马。他接着说:“你们宁愿凯撒活在世上,大家作奴隶而死呢,还是让凯撒死去,大家作自由人而生存?因为我爱凯撒,所以我为他流泪……但是因为他有野心,所以我杀了他。”48  后来,涉及串谋暗杀凯撒的一伙人被驱逐出罗马。勃鲁托斯等逃往小亚细亚,后内部发生争吵,勃鲁托斯战败后被杀。这部悲剧可说是凯撒的悲剧,也是勃鲁托斯的悲剧。

  当我们借用这部悲剧来了解叶亚来时,我们可以有两条不同的论析脉络。一条是以华人的立场而论;另一条则是以英国人的立场为主。前者认为叶亚来是悲剧英雄;后者则认为悲剧英雄是英国殖民地统治者。

  以华人的观点而论,叶亚来可说是悲剧英雄,因为他具有悲剧英雄的特点。叶亚来经过长期的奋斗,从一个默默无名的移民爬升到吉隆坡的管治者,历经惊涛骇浪(包括森美兰内战和雪兰莪内战),过程中铲除不少恶魔(包括不同帮派集团和敌对的华巫集团)。1873年至1880年之间是他的事业高峰期,但就在这时候,英国殖民主义者逐步将势力从巴生扩展到吉隆坡,成为一股无法抵挡的力量,夺走叶亚来的权力。就像凯撒凯旋归来,正为罗马开创另一番新局面时,突遭暗杀,结束他的伟业。叶亚来是悲剧英雄,因为他建设吉隆坡后,从生命和事业的高峰中消失。根据这个比喻脉络,英国殖民者可说是背叛者。因为他们坐享其成,看到叶亚来成功发展吉隆坡,使吉隆坡更具政治、经济和战略地位,便夺为已有。从这个角度而言,英国殖民者比勃鲁托斯更可恶。至少勃鲁托斯有一个“高贵”的理由,才会做出莎土比亚所说的“高贵的错误”;而英国人则纯粹是为了殖民野心。站在英国人的立场,“吉隆坡悲剧”的英雄是勃鲁托斯,他代表英国殖民地统治者。在莎士比亚的悲剧中,勃鲁托斯表面上是背叛者,因为他刺杀了提拔他的凯撒。其实,勃鲁托斯也可以被解释为悲剧中的英雄。他刺杀凯撒的动机是高贵的,是正义的,以免使罗马陷入专制统治者的手中。他的刺杀行为,也符合莎士比亚悲剧中所谓的无法为人所改变的“高贵的错误。”49

  1880年以后,英国人势力伸展至吉隆坡,夺去叶亚来在吉隆坡的竹理权。当然,叶亚来不像凯撒般的专制独裁。但英国人认为取代叶亚来的权力是对吉隆坡的发展更为有利。不只是因为这是英国人对马求亚全盘殖民战略的一部分、也是因为英国人自信以他们的财力和势力,以及英国人的管理方式,更能有效的发展吉隆坡。就像勃鲁托斯刺杀凯撒,英国人找到了“高贵”的理由,才会有“高贵”的错误。对英国人来说,取代叶亚来管理吉隆坡是时势所趋,是任何人为力量所无法改变的潮流。

  如果这幕吉隆坡悲剧也要有英雄和恶魔的话,英国殖民者是英雄,而叶亚来成了悲剧中的恶魔了。恶魔受制于英雄,因此,叶亚来被英国人夺权。悲剧中的恶魔固然没有好结局,悲剧中的英雄的最后结局也应该是凄凉的。如果将这部悲剧的时间拉长,将它摆放在马来亚的发展史上来看,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英国人退出马来亚,马来亚于1957年宣布独立,正代表英国殖民统治者的悲剧结果。战后的国际时势和民族主义潮流正是悲剧中的英雄无法扭转的局势,也注定了英国殖民政府的结束命运。

(二)叶亚来为《李尔王》(King Lear) 悲剧中的人物

  莎士比亚的另外一部著名悲剧是《李尔王》,剧情主要是讲述古代不列颠国王李尔年老昏庸,要把国土分给三个女儿,还要女儿分别说一说如何爱他,以便按照爱他的程度分配国土。长女和次女都用甜言蜜语哄骗老王,唯独小女儿考狄丽亚(Cordelia)讲老实话,她说:“我爱您只是按照我的名分,一分不多,一分不少。”50  李尔王大怒,与小女儿断绝父女关系,而把国土平分给长女和次女。有个忠臣肯特伯爵(Earl of Kent)在旁劝阻,也被李尔王严加处罚,驱逐出境。所幸当时法兰西国王对已经一无所有的考狄丽亚一往情深,也欣赏她诚实的性格,决定迎娶考狄丽亚。当考狄丽亚远嫁到法国后,两个姐姐便露出原形,开始嫌弃已退位的父亲。首先削减父亲的侍从,又恶言恶语对待他,终于把他逼疯,独自离开宫廷,在暴风雨中流浪,与乞丐为伍。小女儿考狄丽亚知道父亲的处境后,不计前嫌,恳求夫君法国国王允许她兴师讨伐两个姐姐。可惜英法两军交战结果,法军战败,考狄丽亚被俘虏,后还被缢死。李尔王抱着考狄丽亚的尸体悲痛不己,在疯狂状态下死去。51 这个悲剧是李尔王的悲剧,也是考狄丽亚的悲剧。

  这部莎士比亚悲剧的一个中心要点是考狄丽亚的忠诚问题。事实上考狄丽亚对父亲是忠心的,但她不像两个姐姐的虚伪和夸张,而是中肯的道出她对父亲的感情。可是爱听花言巧语的老王,因此错怪了她,铸成悲剧。这部悲剧给我们最大的启示,在于协助我们了解近年来马来西亚各界对叶亚来的历史地位的争论。

  长期以来叶亚来一直被公认为吉隆坡的开埠之功臣。但在1980年代开始他的地位受到质疑。当中涉及马来民族自尊心,不愿接受国家的首都是由非巫族所开辟的事实。其中一个潜在的因素是认为叶亚来是中国侨民,间接的质疑叶亚来的效忠问题。以当时的环境,很难想象叶亚来会完全摆脱与中国的情结。叶亚来逝世前一年曾计划回乡,便可说明叶亚来对祖国之情难断。52 可是叶亚来不幸因病未能成行,次年病情恶化与世长辞,无法了却心愿。但这件事并不能否定叶亚来对当地社会,尤其是吉隆坡的投入和热爱。正如考狄丽亚对她的父亲忠实的表白,对父亲的爱一分不多,一分不少。叶亚来对当地的投入也可说是按照他的职责和名分,一分不多,一分不少。当他成为吉隆坡的甲必丹时,是完全的投入建设和管理。但不能要求他完全脱离与中国和家乡的关系,才算是认同当地社会。因为这是不符合时代背景的。当时的社会不像独立后的马来亚,华族要成为这个新兴国家的一分子,就必须认同和效忠这个国家,并且要与中国脱离关系。在叶亚来的时代,马来亚不是一个国家,认同的问题根本不存在。而且,事实证明当时叶亚来对吉隆坡的服务,可以说是鞠躬尽瘁。

六、结语
  
叶亚来可以说是一位非常典型的移民,尤其是他的移民动机和他在马来亚的早期生活和活动,与当时许多华工都没有太大的差别。但是,叶亚来也可以说是非常不寻常的领袖,因为在十九世纪的马来亚很难找到像叶亚来般有如此影响力的政治领袖。叶亚来对吉隆坡的管理和建设,为以后吉隆坡的发展奠定基础。从平凡的移民到不平凡的政治领袖,过程是充满血泪和惊险的。叶亚来的成功,除了个人的能力和毅力外,不能忽略协助他打拼的助手,以及大时代的机遇和运气。

  叶亚来这个历史人物,不是中国神话中一个完美无缺和战无不胜的英雄;而是兼具西方浪漫剧和悲剧特点的英雄。他是浪漫剧中的英雄,因为他有个性上的缺点,包括他早年的赌习、刚烈的脾气和专断的处事方式。但他具有克服缺点的毅力,他戒除赌习和不让他的脾气和行为影响他推动吉隆坡的发展。叶亚来也曾经失败,包括1860年的双溪乌绒之役和1872年的吉隆坡之役。但他的奋斗精神和东山再起的勇气使他排除万难,得到最后的胜利。他建设吉隆坡的功劳和成绩,是浪漫剧完美的结局。

  叶亚来也可以说是悲剧中的英雄,他在政治事业达到最高峰的时候,面临他无法控制的局面。由于英国殖民主义者的势力扩张,篡夺他在吉隆坡的政治成果。1880年之后,管理吉隆坡的大权已经落在英国人的手中。在一个世纪以后,也就是1980年代,叶亚来对吉隆坡的贡献甚至被一些非华人所质疑。叶亚来的开埠地位受到拉惹阿都拉的挑战。追根究底,吉隆坡开埠者之争关键在于开拓马来西亚国都的功劳应归何种族。53 这个论争也引发出官方历史说词和民间集体记忆之间的分野和冲突。官方的历史可以因统治者的需要而修改,但民间的集体记忆是可以持续的保留下来。正如集体记忆理论开创者Maurice Halbwachs所言,集体记忆是一种社会行为,而且可由一代传一代的。54  所谓社会行为包括以仪式、典礼、展览等社会活动来帮助参与者记得某些事件或人物。马来西亚华社曾于1985年12月间主办《叶亚来时代》图片展览。55 为配合展出,主办单位还于期间举办《叶亚来专题座谈会》,请学者专家回顾叶亚来的事迹与贡献。56 这类活动的目的,便是为了加强对叶亚来的集体记忆,藉以强调华裔先贤对当地社会的贡献,并可增进华人族群的凝聚力和自信心。

 文中将叶亚来比喻为浪漫剧和悲剧的人物,主要是协助我们更了解这个历史人物的特点。当然,历史人物最终仍要从历史学的角度来评价。要回归历史,就要根据史料来重构历史,再辅以集体记忆来印证历史。史书上有关叶亚来的奋斗历程以及对吉隆坡发展的贡献已有清楚记载。57 马来西亚华人社会也努力的加强人民对叶亚来的集体记忆。只要有关叶亚来的史料能继续保存下来,民间的集体记忆也能传承下去,叶亚来在吉隆坡的发展史上和在马来西亚的政治史的地位便不会轻易被动摇。

吉隆坡(1880)

KL-1880.jpg
1880年,吉隆坡还在开辟的年代中,当时的甲必丹就是我们大家都熟悉的叶亚来先生。
从图中,你清楚可以看见几间亚答屋和辽阔的空地。人烟稀少,感觉荒凉,有点像一个缺乏发展的三家村。
(图:Binder's Classic Malaya)



注脚:
1.叶姓的先祖是中国春秋时代楚国的一名大夫,姓沈名诸梁,字子高。沈诸梁在公元前510年出兵平定楚国白公胜之乱。当时楚国的君主楚惠王因其救驾有功,封他为叶公,赐地于南阳郡的叶邑。沈诸梁从那时开始以叶为其姓。叶氏子孙便在叶邑开枝散叶,一直到西晋时代因五胡乱华,中原地区动荡不安,部分叶氏子孙只好向南方迁徙,他们先抵浙江,有部分族人后来再移至福建。到了宋朝末年,元兵南下侵宋。当时担任福建边陲制置使的叶大经是叶诸梁的八十五世孙,看到宋朝气数将尽,因为担心族人会受到元人的迫害,便带领族人迁往广东梅县。而叶大经就是叶亚来这一支系的叶姓入粤始祖。在梅县传了十二代后,叶大经一名叫叶善的后裔又移往兴宁。再十二世传到日崇,才迁入惠州惠阳周田乡。再八代,就传到叶亚来。见李业霖主编:《吉隆坡开拓者的足迹:甲必丹叶亚来的一生》 (吉隆坡:华社研究中心,1997),页27-28。
2.李业霖主编:《吉隆坡开拓者的足迹》,页28-29。
3.罗香林:(吉隆坡开辟者叶来传),《乙堂文存》卷2(香港:中国学社,1965),页22。
4.南洋客属总会编:《南洋客属总会卅五、六周年纪念刊》(新加坡:南洋客属总会,1967),页A88.
5.刘崇汉编著:《吉隆坡甲必丹叶亚来》(吉隆坡:马来西亚中华大会堂总会,1998),页43。
6.王植原:《叶德来传》(吉隆坡:艺华出版印刷有限公司,1958),页20。
7.录自李业霖主编:《吉隆坡开拓者的足迹》,页31。刘崇汉编著:《吉隆坡甲必丹叶亚来》,页43。
8. 盛明利是在1822年生于中国的惠州,从小就非常聪颖,并学得一身好武艺,在廿八岁时,前来南洋实现淘金梦,因此,在1850年就在马六甲协助一位乡亲料理杂货及锡矿生意。1859年,盛氏到双溪乌绒(Sungai Ujong)主持一间公司的生意,经营数年,常碰上当地两部族的械斗,如马来人与马来人之间的纠纷,或华人与马来人之间的纠纷。后来,得盛氏的调解,使到许多仇怨都获得解决。因此,他不但广结人缘,而且被封为双溪乌绒的甲必丹。见刘崇汉编著: 《吉隆坡甲必丹叶亚来》,页118。
9.王植原:《叶德来传》,页30。
10.甲必丹是华人侨领。十七世纪荷兰统治马六甲时开始委任华人领袖来协助管理华侨。继任的英国统治者继续采用此制。形式上甲必丹是英国人委任的,但实际上是华人社会中推选出候选人,由英国统治者确认和赐封。有关甲必丹制度的研究,见黄存燊著(张清江译):《华人甲必丹》(新加坡:新加坡国家语文局,1965)。
11.柯学润(Sharon A.Cartens)著,(陈俊华,李宝钻译):{从神话到历史:叶亚来和马来西亚华人英勇的过去>,《海外华人研究》第2期(1992),页243-244;刘崇汉编著:《吉隆坡甲必丹叶亚来》,页44-45。
12.录自李业霖主编:《吉隆坡开拓者的足迹》,页35。
13.Frye的经典论著包括Anatomy of Criticism:Four Essays (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57)。
14.丘秀原籍中国广东惠州,原本在芦骨与叶亚四共同拥有一家旷场。后得该地商人素单莆亚沙(Sutan Puasa)告知雪兰莪州的安邦(Ampang)有商业机会。于是丘秀与叶亚四前往雪兰莪州发展。丘秀和叶亚四可说是第一批到雪兰莪发展的华族先驱人物。见李业霖主编:《吉隆坡开拓者的足迹》,页40。
15.刘崇汉编著:《吉隆坡甲必丹叶亚来》,页45-46。
16.同前注,页46。
17. 柯学润(Sharon A.Cartens)著(赖顺吉译):<十九世纪马来亚华人文化与政体——叶亚来个案研究),载李业霖主编:《吉隆玻开拓者的足迹》页222。
18. 同前注,页222。
19. 同前注,页222
20.同前注,页223。
21.张昌本人却也是惠州客家人。所以当时华人之间的冲突不纯粹是以方言籍贯来分别敌友,而是以经济利益为主。
22.柯学润:<十九世圮马来亚华人文化与政体>,页223。
23.刘崇汉编著:《吉隆坡甲必丹叶亚来》,页47。
24.同前注,页10-11,48-50。
25.吉隆,即今日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Kuala Lumpur)。二十世纪初期以前称为吉隆。例如,《槟城新报》1908年9月3日的一则新闻题为(吉隆访函)等。何时开始称为吉隆坡,则需待考。
26.刘崇汉编著:《吉隆坡甲必丹叶亚来》,页51。
27.同前注,页52。
28.叶四,又名亚四,广东新会人。他是曾提拔叶亚来的前辈,也是叶亚来的莫逆之交。叶亚四与丘秀是第一批开拓与发展吉隆坡的华族先驱人物。他们在离河流交汇处不远的安邦路建起三家村,从事商业活动,同时也进行采矿,使吉隆坡很快便发展为一个繁荣的锡业贸易站。叶亚四后来还把锡矿业发展到间征去,并成为间征的地方领袖。同前注,页119。
29.有关吉隆坡市街名之中文译名或俗名,参见潘醒农编著:《东南亚地名街名录》,(新加坡:南岛出版社,1957增订版),页257-272。
30.李业霖主编:《吉隆坡开拓者的足迹》,页133。有关瑞天咸和叶亚来的关系及对叶亚来的看法,见Ernest Chew,“Frank Swettenham and Yap Ah Loy:The lncrease of British Political ‘Influence ’in Kuala Lumpur,1871-1885',Journal of Malayan Branch Royal Asiatic Society, v01, 57,pt.1 (1984),pp.70-87.
31.刘崇汉编著:《吉隆坡甲必丹叶亚来》,页54-55。
32.李业霖主编:《吉隆坡开拓者的足迹》,页145。
33.同前注,页145。
34.刘崇汉编著:《吉隆坡甲必丹叶亚来》,页77。
35. 同前注,页55。
36.S.M.Middlebrook and J.M.Gullick,“Yap Ah Loy 1837-1885,"Journal of the Malayan,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V01.24,pt.2,(1983)pp.1-127. 载李业霖编:《吉隆坡开拓者的足迹》,页133:J.M.Gullick, Kuala Lumpur, 1880-1895:A City in Making (Petaling Jaya:Pelanduk Publications,1988). p.34.
37.陈予学:<民族英雄叶亚来>,《南洋文摘》第1集(1960),页55-56。
38.据说是英国驻马总督瑞天咸对叶亚来的评语。见黄尧:《星马华人志》,页102。
39.Datuk Samad ldris的论文摘要刊于1980年5月12日的《星洲日报》,题为(吉隆坡开埠史应否改写?)。有关论文引起的争论及华人学者的反应,见李业霖:<叶亚来和他的时代——有关评价历史人物的若干问题>,载李业霖编:《吉隆坡开拓者的足迹》,页258-265。
40.根据一些著作记载,拉惹阿都拉是最早带领一批华工到鹅麦河和巴生河上游的交汇处(即今日的吉隆坡市中心)开矿的人。因此被马来人认为是“吉隆坡的奠基人和开拓者”。见李业霖: <叶亚来和他的时代>,页260-261。
41.李业霖:<叶亚来和拉惹阿都拉>,载李业霖编:《吉隆坡开拓者的足迹》,页269-270。
42.柯学润著:<从神话到历史>,页247和256。
43.无名氏:《叶亚来传》,载柯学润著: (从神话到历史),页247。
44.温雄飞:《南洋华侨通史》 (上海:1929),页249-253,载柯学润著:<从神话到历史),页251-252。
45.如S.M.Middlebrook,王植原的《叶德来传》(新加坡:艺华出版印刷公司,1958),和鲁白野的《马来散记》 (新加坡:星洲世界书局,1954)等著作。有关讨论见柯学润著:(从神话到历史),页254。
46.柯学润著:<从神活到历史>,页254-255。
47.悲剧的定义有时很含糊,但根据Frye的定义,悲剧的一大特点是英雄或主角的最后结局是不可改变的命运所注定的。悲剧的英雄虽有近乎神明的能耐,但毕竟还是血肉之躯。而且,命运总是安排他在达到最高峰的时候摔下,或犯下无可弥补的错误,或面临非人力所能控制的局面。
48.施咸荣: 《莎士比亚和他的戏剧》(北京:北京出版社,1981),页75-78。
49.James C.Bulman,the Heroic ldiom of Shakespearean Tragedy (Cranbury,N.J.: Associated University Presses,1985),p.53;Jeffrey N.Wasserstrom and Elizabeth J.Perry (eds.),Popular Protest & Political Culture in Modern China (Boulder, Colo.:Westview Press.1992),p.263.
50. 施咸荣:《莎士比亚和他的戏剧》,页88。
51.同前注,页88-90。
52.叶亚来已经授权叶石和赵煜在他回国期间,代管他在马来亚的产业。可见叶亚来已作了充分的回国准备。见王植原:《叶德来传》,页200。
53.许德发:<中国史与马来西亚史之间>,《南洋商报》,1998年6月7日。
54.Maurice Halbwachs,On Collective Memory,edited and translated by Lewis A. Coser (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1992),pp.200-202;James W.Pennebaker, Dario Paez and Bernard Rime (eds.), Collective Memory of Political Events——Social Psychological Perspectives (Mahwah,New Jersey: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1997) ,p.X.
55.主办单位为马来西亚华社资料与研究中心,现已改名为华社研究中心。
56.当地华文报章对图片展览和座谈会都有广泛的报道和宣传,见《星洲日报》和《南洋商报》,1985年12月16日。
57.如文中提过的Middlebrookand Gullick, Cartens,李业霖和刘崇汉等人的著作。

 

 

叶亚来:从平凡移民到不平凡领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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