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家谱的昭穆、宗人
昭穆、宗人是管辈数的。按古代宗法制度，宗庙或墓地的辈次排列，以始祖居中间，以下父、子(祖、父)递为昭穆。左为昭二、四、六世(双数)，位于始祖的左方；右为穆三、五、七世(单数)，位于始祖右方。用以分别宗族内部的长、幼、亲、疏关系。祭祀时，子孙也按此规定排列行礼。昭穆后来也用于泛指一般宗族的辈分。
修编家谱
谱牒修撰的历史相当悠久。汉朝刘歆在《七略》中提到与他同时的杨雄有《家牒》，而一些古代地方志中摘引的《家牒》片断涉及历史名人的身后世。《世说新语》刘孝标注提到数十种南朝士族家谱，此外，古籍中还提到北齐有佚名的《杨(忄音)家传》，以杨姓和王姓等为多，南北朝时的各姓大族，均已有编撰家谱之风。
全国姓氏一样，都有修撰家谱的传统，一向对家谱和族谱十分重视。他们认为，家谱就像国史一样，是自己的家史和族史，是血缘源流和人伦昭穆的可靠依据，与世教人伦的关系十分密切：“夫人之生，其初一身也。传世之久，子孙众多，族属繁衍，显徽殚续，离居散处，而至有不相识如途人者，其故何哉？由谱牒之不明也。谱谍明则宗法立，昭穆序，长幼有别，亲疏以合。尊祖敬宗，笃恩义，正伦理，而孝悌之道行焉。此谱之作岂不大有关子世教也哉！”正是基于上述思想，人们世代相传，修谱续谱，形成了独特的谱牒文化。
家谱又称宗谱、族谱、家乘、房谱、支谱、谱牒、家牒、家传、谱系、氏谱等，是以特殊形式记载宗族发展的史书。主要用于记载某一姓族世系、迁徙源流、具体人物事件等等，即“人自为书，家自为书”，它是古人于一族之内“明世次，别亲疏”的依据，也是继承权和财产权的凭据。编修家谱是一件非常严肃的事，古有三世不修谱即为不孝之说法，一般修谱的间隔最长不超过三十年。
早在原始社会时期，各姓氏人等以前的血缘先祖，相继生活于黄帝的姬部落和后稷的周部族中，由于黄帝和后稷是本部落的领袖人物，“姬”、“周”等姓氏便是他们的血缘标志。在周人的部族内部，又按照血缘关系的远近区分为许许多多的家族和氏族村落，遇有婚姻、丧葬、财产等等，都要按一定的习惯和世系进行安排。特别是后稷等人对于部落首领地位的传承，都要遵守严格的血缘次序。
这些谱牒内容，在文字出现以前是由部族首领口头传颂，再由专人负责整理归纳，以强记方式流传。文字出现以后，则由指定的人专门记录在特殊的薄册上。这种簿册，就是最早的家谱雏形，姓、氏在古代的承传世系和祖宗名讳，便是通过这种方法得以流传下来的。到了后稷的裔孙周武王建立周朝以后，专门设立了负责王族世系及宗族事务管理的官员，称为“小史”，并建立了一套相当完善的史官修谱制度。后来传世的《世本》和《大戴礼记》中的《帝系篇》，便是当时修撰的关于各国王公在周朝的列位先祖传衍情况的带有家谱性质的典籍。因此可以认为，关于家谱的渊源和修撰情况，最早是应该追溯到该史时。
修谱，主要是为了巩固家族的团结，扩大家族的活动和维持家族的秩序。修家谱有一些约定俗成的谱例，大约有序文、凡例、目录、世系世表、源流、宗派、诰敕、像赞、别传、墓志、家规、家范、墓记、艺文、著作等十几项。另外，家谱中还有各种纂例，如出族例。出族，即从家族中除名，这是一项严厉的家族惩罚。全国各地的各姓诸支多有家谱，但随着历史的变迁，尤其是遭受战争、灾害和人为的损坏，许多珍贵的家谱资料遭到破坏，难以为续。
在西周末年，各姓建国，周王朝分崩离析，各姓人氏正式从周朝王室中分离出来，有了独立发展的世系。那时，各国的官员也模仿周朝 王室的设官和《周礼》规定的情况设置了负责记录史实的史官，同时记录各国历代国君的世系传衍情况。这样，对姓氏具有直接意义的谱系资料才开始出现。不过，尽管家谱修撰的雏形出现较早，但真正的家谱的出现还应是在魏晋或者以后。在南朝初年人裴松之所注释的魏晋人陈寿所作的《三国志》里，曾三次引用《郑玄传》或《郑玄别传》，其中就有关于家世的内容，具有一定的家谱性质。特别是在东晋时期，著名谱学家贾弼之撰著《姓氏薄状》，其中包括十八州七百多个著名家族的谱传，在此前知名于世的家族的谱传当然也在其中。只是这部谱学著作早已亡佚，我们已无法窥知这些早期家谱的面貌。至南朝时，又有谱官修撰《百家谱》、《十八州谱》、《新集诸州谱》等，其中有诸多姓氏的谱牒。同时，各个姓氏族人为了准确记录自己的家族发展和世系源流，也都私自修撰有自己的家谱牒。当时，收藏在国家谱局的一些总谱和案谱，都是以这些家谱为素材整理而成的。至于这一时期的家谱究竟是个什么样子，由于全都没有保存下来，人们还无法得知其面貌。但从当时人编修的其他一些书籍中，以及当时人注释其他书籍所引用的资料中，仍然可以窥知其一鳞半爪。
到了唐朝，由于官方修谱和私家修谱的风气更为盛行，家谱也进一步丰富起来。今天保存在《新唐书》中的关于传衍情况的谱学资料，便是由这些私家谱牒整理而成的。根据这些节录后的家谱，我们可知在唐朝及其以前的传袭和发展情况。另外，当时官修和私修的其他一些谱学著作，如《贞观氏族志》、《姓氏录》、《贞观八年条举氏族事件》、《新集天下姓望氏族谱》、《姓氏系录》等书中有关自己编修的家谱。至于在流传至今的《新唐书》中，仍然收录有《荥阳郑氏家谱》一卷的谱名，更无疑是出自郑姓人之手。所以，尽管我们今天已无法见到唐朝家谱的原始面貌，但其中的不少内容幸赖这些书籍而保存下来。
宋朝及其以后，由于家谱的修撰已经走向成熟，加上国家对和家修谱的提倡，家谱在数量和质量都有显著地增多。特别是在明清时期，更是私家修谱最为盛行的时代。当时的各姓各家各族无不大修家谱，甚至一修两修或多次重修和续修，使修谱活动成为宗族中最重要的活动之一。直到近代社会的民国年间，这种风气仍然盛行不衰。甚至在改革开放的今天，修谱活动依然存在。清朝是私修家谱的大发展的时代，雍正皇帝撰写了《圣谕广训》，下令在各地方宣讲，敦促各宗族“修族谱以联疏远”，各级官僚及地方士绅起而应之，各宗族闻风仿效，家谱之盛，遂为空前。民国时期，笃宗族、勤谱事之风未曾稍减。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修谱之风稍歇。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因改革开放、经济发展的推动，许多族姓又兴起续修、重修之风，如重庆万州、湖北荆门等地的姓氏组织了不少修谱委员会或理事会，分别致书全国各地乃至世界各国，请同乡同姓寄去生平业绩，以便辑人族谱。这时的家谱，传统的功能已相当淡化，联络感情、光大族姓、多途径发展乡里经济，成为新修家谱族谱的主要目的。久离乡里的姓氏成员，则通过参与修谱来寄托慎终迫远的寻根情怀，当然也不排斥衣锦还乡的骄傲之情。
家谱修好后，要定期续修，一则续上后出子孙，二则根据家族内部调节和整合族人的需要，适当修改族规。续修家谱，并不单是循例而行，也是调整族内关系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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