避讳的出现，大约是在二三千年前的周代，秦朝时正式确定下来，盛行于唐代，最严格的还是清代，越到后期，避讳越严，读书临文，皆须避讳。
除君主本名及读者相同或字形相近的字须避讳之外，外威、异国主和孔子的名字，以及父祖等尊者的名字也须避讳。避讳的方法是改字、改音、缺笔、空字和写"讳"字代替等。这种特殊的文化现象，一直充斥在辛亥革命以前人们的日常生活和历代流传的文献之中，作为古代文献之一的家谱当然也不能例外。
家谱中的避讳，在汉代就已出现，据保留至今的东汉时所立的《孙叔敖碑》和《赵宽碑》就可看出。此二碑为他人所立，在行文中对所叙人物，大部分称字而不称名，这是汉代人避尊者讳而常用的一种方式。汉代以后的一千多年，修谱中一般需要注意的仅仅是避讳问题。可是，到了清代，情况发生了变化，修谱时，不仅需要注意避讳，而且对内容、格式也有了些具体要求，一些内容被严格禁止，不能违背。皇权的触角终于伸到这一纯粹私人家族的角落中，这就是通常人们所说的"谱禁"。
对纂修家谱进行干预，发生在清乾隆二十九年时，起因是江西境内大量出现合族建祠现象，几个本来没有关系或关系不大的同姓家族，在省城或府城合资建立一座祠堂，供奉所谓共同的祖先，藉以收敛钱财，导致祠产纠纷不断增多。同时，受当时风气影响，纂修家谱时都远攀古代君主作为自己的祖先，人人以华族帝胄自居，行文中经常出现一些潜越之词。这种情况，引起江西巡抚辅德的注意，根据他的奏章，乾隆皇帝要各地地方官员对所属地区家谱内容进行审查，并明令禁止不准在省城、府城内合族建祠。原来清朝初年的顺治、康熙、雍正三帝，出于维护统治的需要，都是热心鼓励各家族纂修家谱的，想以此运用宗族伦理来达到和睦宗族、联络疏远，达到稳定社会秩序的目的。可没想到，最后会出现的某些后果而不得不采用政治力量进行干预。
清代谱禁的内容主要表现在如下方面：
首先，祖光名字如果犯了庙号、御名、亲王名直至孔子名讳的，一律改用同音字以避之。这就是说，很多人要为自己的祖先改名字，这是一件很不舒服的事，可也没办法，脑袋和饭碗比死去的名字要重要的多。当然，避讳也不是针对一般人家的，即使皇帝家谱玉牒中写到皇帝名字时也要避讳，或用一块黄绫盖住名字，或只写庙号、谥号。其次，在追溯祖先时，不准妄自攀援，只能以五世祖为始祖，或以带领全家或全族迁至当地的祖先为始祖。在清朝，只有皇家是最高贵的，其他百姓均是治下子民，如果攀援到几十代上百代之外的祖先也是皇帝，以帝族自诩，岂不混淆视听，引起混乱吗；以五世祖或始迁当地之祖为本家族祖先的上限，则一切人家最多只能是豪门世家，祖先也是子民，现在仍为子民，心安理得，不存邪念。第三，结构上不准出现"世表"、"传赞"之类，以符合庶民身份。世表、传赞等是史书体例。世表在史书中只能用于皇帝国戚，达官显贵，传赞也不是普通庶民之家所应该使用的。为此，世表一律改成世谱，传赞取消。同时，谱中还不准刊载祖光画像。
此外，对于明代以来家谱中经常采用的只供形容古代帝王诸侯的用词，如始迁为开基，置业称创业，造屋称启宇，复兴称中兴等僭妄之词，一律恢复原称。第四，行文中遇到清代的年号，要换行抬一格写，有时考虑到不断换行，太浪费纸张，也可采用在本行空一格再写，以示尊崇。在行文中如有晚明的年号，一律删掉，换算成清朝年号，或直接写明唐王某年或桂王某年。此外，文人惹祸全在笔端，因此，对于家谱中艺文类的文章严加审查，只要有违碍文字，一律抽改，更有许多在此时新修的家谱，干脆取消这方面的内容，不要艺文类，以保无虞。
在谱禁严格的时期，很多家族在家谱修成之后，不顾家谱不外传的规矩，恭恭敬敬地送交地方官员审查，以保安全。可是，宋代以后的家谱，都由私人所修和珍藏，很少会流传出去。再说，子孙给祖先改名字，本身就不符合传统的道德准则，家谱的序、传、艺文，通常是修谱人家用以炫耀家世之所在，不容粉饰，据实而言，又何以能够骄人。先人画像，原也是家谱的特色之一，如果去掉实在也是使人感到遗憾的。因此，即使在谱禁最严厉的时期，除了一些较为谨慎、或有在朝做官的家族严格遵守之外，一般家族大多没有严格遵守。尤其是乾隆之后，统治者对思想文化方面控制逐渐放松，再加上全国新修家谱数量激增，无论是哪方面，已没有精力或不可能再一部一部地审查所有家谱了，清代的谱禁也就逐步取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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